其次，四封信看去好象出自四个不同的人，堂-阿尔瓦内茨、妇人巴利查儿、诗人尚弗洛和戏剧艺术家法邦杜，但是有一点很费解：四封信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人，又怎能解释呢？
此外，还有一点也能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四封信的信纸，粗糙，发黄，是一样的，烟味是一样的，并且，虽然写信人有意要使笔调各不相同，可是同样的别字泰然自若地一再出现在四封信里，文学家尚弗洛并不比西班牙队长显得高明些。
挖空心思去猜这哑谜，未免太不值得。如果这不是别人遗失的东西，便象是故意用它来捉弄人似的。马吕斯正在苦闷中，没有心情来和偶然的恶作剧认真，也不打算投入这场仿佛是由街头的石块出面邀请他参加的游戏。他感到那四封信在和他开玩笑，要他去捉迷藏。
况且，也无法肯定这几封信确是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遇见的那两个年轻姑娘的。总之，这显然是一叠毫无价值的废纸。
马吕斯把它们重行插入信封，一总丢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去了。
早上七点左右，他刚起床，用过早点，正准备开始工作，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
因为他屋里一无所有，所以他从不取下他的钥匙，除非他有紧急工作要干，才锁房门，那也是很少有的。并且，他即使不在屋里，也把钥匙留在锁上。“您会丢东西的。”布贡妈常说。
“有什么可丢的？”马吕斯回答。可是事实证明，一天他真丢过一双破靴，布贡妈大为得意。
门上又响了一下，和第一下同样轻。
“请进。”马吕斯说。
门开了。
“您要什么，布贡妈？”马吕斯又说，眼睛没有离开他桌上的书籍和抄本。
一个人的声音，不是布贡妈的，回答说：
“对不起，先生……”
那是一种哑、破、紧、糙的声音，一种被酒精和白干弄沙了的男子声音。
马吕斯连忙转过去，看见一个年轻姑娘
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那间破屋子的天窗正对着房门，昏暗的光从上面透进来，照着姑娘的脸。那是个苍白、瘦弱、枯干的人儿，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裸露的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淋巴液色的白皮肤，满是尘垢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开着，两角下垂，缺着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象个未长成的姑娘，眼神象个堕落的老妇，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一起，是一个那种无一处不脆弱而又令人畏惧，叫人见了不伤心便要寒心的人儿。
马吕斯站了起来，心里颤抖抖的，望着这个和梦中所见的那种黑影相似的人。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姑娘并非生来便是应当变丑的，在她童年的初期，甚至还是生得标致的。青春的风采也仍在跟堕落与贫苦所招致的老丑作斗争。美的余韵在这张十六岁的脸上尚存有奄奄一息，正如隆冬拂晓消失在丑恶乌云后面的惨淡朝辉。
这张脸在马吕斯看来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他觉得还能回忆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您要什么，姑娘？”他问。
姑娘以她那酗酒的苦役犯的声音回答说：
“这儿有一封信是给您的，马吕斯先生。”
她称他马吕斯，毫无疑问，她要找的一定是他了，可是这姑娘是什么人？她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不经邀请，她便走进来了。她果断地走了进来，用一种叫人心里难受的镇静态度望着整个屋子和那张散乱的床。她赤着脚，裙子上有不少大窟窿，露出她的长腿和瘦膝头。她正冷得发抖。
她手里真捏着一封信，交给了马吕斯。
马吕斯拆信时，注意到信封口上那条又宽又厚的面糊还是潮的，足见不会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念道：
我可爱的邻居，青年人：
我已经知道您对我的好处，您在六个月以前替我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我为您祝福，青年人。我的大闺女将告诉您：“两天了，我们没有一块面包，四个大人，内人害着病。”假使我在思想上一点也不悲关，我认为应当希望您的慷慨的心能为这个报告实行人道化，并将助我的愿望强加于您，惠我以轻薄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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