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从地上拾起他的帽子，以坚定稳重的步伐走向房门口。到了那里，他转身向着他的外祖父，对他深深一鞠躬，昂着头，说道：
“五年前，您侮辱了我的父亲，今天，您侮辱了我的爱人。
我什么也不向您要求了，先生。从此永诀。”
吉诺曼公公被吓呆了，张着嘴，伸着手臂，想站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房门已经关上，马吕斯也不见了。
老头儿好象被雷击似的，半晌动弹不得，说不出话，也不能呼吸，象有个拳头紧紧顶着他的喉咙。后来，他才使出全力从围椅里立起来，以一个九十一岁老人所能有的速度，奔向房门，开了门，放声吼道：
“救人啊！救人啊！”
他的女儿来了，跟着，仆人们也来了。他悲伤惨痛地嚎着：“快去追他！抓住他！我对他干了什么？他疯了！他走了！啊！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这一下，他不会再回来了！”
他跑向临街的那扇窗子，用他两只哆哆嗦嗦的老手开了窗，大半个身体伸到窗口外面，巴斯克和妮珂莱特从后面拖住他，他喊道：
“马吕斯！马吕斯！马吕斯！马吕斯！”
但是马吕斯已经听不见了，他在这时正转进圣路易街的拐角处。
这个年过九十的老人两次或三次把他的双手举向鬓边，神情沮丧，蹒跚后退，瘫在一张围椅里，脉搏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眼泪没有了，脑袋摇着，嘴唇发抖，活象个呆子，在他的眼里和心里，只剩下了一些阴沉、幽远、类似黑夜的东西
在那同一天下午，将近四点时，冉阿让独自一人坐在马尔斯广场上一条最清静的斜坡上。他现在已很少和珂赛特一道上街，这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出于潜心静养的愿望，也许只是出于人人都有的那种习惯上的逐渐改变。他穿着一件工人的褂子，一条灰色帆布长裤，戴一顶帽舌突出的便帽，遮着自己的面部。他现在对珂赛特方面的事是心情安静的，甚至是快乐的，前些日子，使他提心吊胆的那些疑惧已经消逝，但最近一两个星期以来，他却有了另一种性质的忧虑。一天，他在大路上散步时，忽然望见德纳第，幸而他改了装，德纳第一点没认出他来；但是，从那以后，冉阿让又多次遇见他，现在他可以肯定，德纳第常在那一带游荡。这已够使他要下决心认真对待。德纳第的出现，意味着说不尽的后患。
另外，当时巴黎不平静，政治上的动乱，对那些隐瞒身世的人来说，带来这样一种麻烦，那就是警察已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多疑，他们在搜寻象佩潘或莫雷①那样一个人时，是很可能会发现象冉阿让这样的人的。
①佩潘和莫雷是菲埃斯基的同伙。
由于这些原因，他已是心事重重了。
新近又发生件不可解的事，使惊魂初定的他重新受到一次震动，因而他更加警惕起来。在那同一天的早上，他第一个起床，到园里散步时，珂赛特的板窗还没有开，他忽然发现有人在墙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也许是用钉子刻的：
玻璃厂街十六号。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那堵墙上的石灰原已年久发黑，而刻出的字迹是雪白的。墙脚边的一丛荨麻叶子上，还铺着一层新近落上去的细白粉。这也许是昨晚刚刻的。这究竟是什么？是个通信地址吗？是为别人留下的暗号吗？是给他的警告吗？无论如何，这园子显然已被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偷偷摸进来过了。他回忆起前不久把他一家人搞得惶惑不安的那些奇怪事情。他的脑子老向这些方面转。他绝不把发现墙上有人用钉子刻了一行字的这件事告诉珂赛特，怕她受惊。
对这一切经过思考，经过权衡以后，冉阿让决计离开巴黎，甚至法国，到英国去待上一段时间。他已向珂赛特提过，要在八天以内起程。现在他坐在马尔斯广场的斜坡上，脑子里反复想着这些事：德纳第、警察、刻在墙上的那一行字、这次的远行以及搞一份出国护照的困难。
他正在这样思前想后，忽然看见太阳把刚刚来到斜坡顶上紧挨着他背后的一个人的影子投射在他的眼前。他正要转过头去看，一张一折四的纸落在他的膝头上，好象是由伸在他头顶上的一只手扔下来的。他拾起那张纸，展开来看，那上面有几个用粗铅笔写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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