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嗳，克罗科夫斯基!”塞塔姆布里尼叫道。“他在那儿走。咱们山上女人的一切秘密，他全知道。请注意他衣服上的象征性味儿。他穿的是黑衣服，表示他的专业范围是在夜间。这个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是肮脏的。工程师呀，为什么咱们刚才一点儿也没有谈到他?您认识他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
“唔，原来如此。我不禁萌起一种设想：他也博得您的好感呢。”
“我说不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偶尔见到他。我也不善于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人们只是冷眼旁观，心里想：‘原来你是这样的?那很好。’”
“您太漠不关心了！”意大利人答道。“您评判吧。正是为了这个，自然界才赋予我们眼睛和理解力。您感到我刚才说话有些恶意；要是我真的这样，那也许是因为我存心要说教。我们人文主义者都有些说教的味儿。先生们，人文主义者同教师爷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学方面。从人文主义者那儿是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唔，从他那儿是得不到的，因为他那儿只有人类传统的美和尊敬。那些在混乱而不讲人道的时代曾冒充青年人领导者的牧师，他们的真面目已给人文主义者揭穿了。从那时起，先生们，就压根儿不再有什么新型的教师爷了。人文主义学府……工程师，您就说我反动吧，不过从原则上说，inabstracto拉丁文：“从理论上说”。，我请您谅解，我信奉这种主义……”在电梯里，他还是絮絮叨叨地发挥这一见解；只有这一对表兄弟到了三楼走出电梯时，他才闭嘴。他一直乘到四楼，据约阿希姆说，他住在四楼后角落的小房间里。
“他怕没有什么钱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伴着约阿希姆走进房间，这房间看去同汉斯那面一间一模一样。
“没有，”约阿希姆说，“他没有什么钱。也许他只有正好付住院费的那么些钱。你该知道，他父亲也是文人，我想他爷爷也是的。”
“唔，当然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那么他病得厉害吗?”“据我知道的，他的病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顽固，常常复发。他得病已有好几年了，病了一会他又出院，但不久又不得不住进来。”
“可怜的家伙!看来他对工作倒是专心致志的。他非常健谈，很容易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对那个姑娘，他有点儿厚颜无耻，当时我也怪窘的。可后来他谈到人类的尊严时，他说得妙极了，简直像一篇演说。你是不是常跟他在一块儿?”
不过约阿希姆回答得断断续续，含含糊糊。他从桌子上一只衬有天鹅绒的红皮盒子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将它注有水银的下端插在嘴里。他把表衔在舌头左方的下面，这样，玻璃表就斜往一边从嘴里向上翘起。然后他换上室内服，穿好便鞋和军装般的翻领短褂，拿起桌上的一张打印表格和铅笔，再捧起一本俄文文法书。他学俄文，是因为照他所说指望对工作有些用处。拿着这些，他就走到外边阳台上，在卧椅上躺下，同时把一条骆驼毛毯子轻轻一抛，盖在脚上。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刻钟来，云层越来越薄，太阳透过云层，发出炎夏时那种炽热而耀眼的强光。约阿希姆不得不用系在卧椅扶手处的一块白亚麻布遮光罩把脑袋保护好。这个遮光罩小而实用，可按照阳光的照射角度加以调节。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创新赞扬不已。他想等着瞧表哥体温测定的结果，同时察看周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也细细观看靠在凉廊一角的一只毛皮睡袋，这是约阿希姆冷天时用的。然后他胳膊肘靠住栏杆，俯首眺望花园。这时，公共休憩室里已挤满了病人，他们伸手伸脚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不过他只看到室内的一部分，里面大约有五把椅子。“你体温要量多久?”汉斯·卡斯托尔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七个指头。
“时间应当到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他从嘴里取出体温表，仔细看了一会，说：
“唔，要是你把时间放在心头，那它就走得很慢。我一天经常量四次，心里倒很快乐；因为你看得出，一分钟或一古脑儿七分钟，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儿，一星期七天一晃眼过去了，快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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