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说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高兴地说，“这就是冯-佐恩！这是死里逃生的真正的冯-佐恩！你是怎么从那里挣脱出来的？你怎么在那儿活象是个冯-佐恩，可又能逃开不吃那顿饭？你真长着个铜脑壳哩！我也有个硬脑壳，老弟，可是，对你的脑壳我还是感到惊奇！跳上来，快跳上来！放他进来，伊凡，会有乐子瞧的。他可以对付着躺在我们的脚底下。你可以躺下的，是不是，冯-佐恩！要不然让他跟车夫一块儿坐在赶车座上。……跳到赶车座上去，冯-佐恩！……”
但是已经坐下的伊凡-费多罗维奇一声不吭，忽然用全力朝马克西莫夫的胸前击了一拳，打得他飞出一丈开外。只是偶然才没有倒在地上。
“快走！”伊凡-费多罗维奇恶狠狠地对马车夫喝道。
“你干吗？你干吗？你为什么对他这样？”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发起火来，但是马车已经走了。伊凡-费多罗维奇没有回答。
“你这人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沉默了两分钟，朝儿子斜了一眼，又说起来。“到修道院来这件事是你自己发动的。你自己怂恿的，自己赞成的。为什么你现在又生气？”
“您说够废话了，现在休息一会儿吧，”伊凡-费多罗维奇厉声说。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沉默了有两分钟光景。
“现在喝一点白兰地才好呢，”他象劝诱似地说。但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没有理他。
“到家以后，你也喝一点。”
伊凡-费多罗维奇还是默不作声。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等了两分钟：
“我一定要把阿辽沙从修道院里叫回来，尽管你们会很不痛快，敬爱的卡尔-冯-莫尔。”
伊凡-费多罗维奇轻蔑地耸耸肩膀，转过身去，开始眺望道路。两人以后一直到家也没有说话
好色之徒
第一节下房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住宅并不在市中心，但也不十分偏僻，房子很旧，却具有悦目的外表：是带阁楼的平房，粉刷成灰色，带着红色的铁皮屋顶。然而它还能支持很久，房子开间极大，也很舒适，有各种各样的贮藏室，有各种各样的暗间和意料不到的小楼梯。里面老鼠成群，然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并不特别讨厌它们：“晚上独自在家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寂寞。”再说他也确乎有到晚上打发仆人们到厢房去，整夜关着门独自一人呆在屋子里的习惯。那所厢房在院子里，宽敞而且坚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做饭的地方也安排在那里，虽然正房里也有厨房。他不爱闻厨房的味儿，食物无分冬夏全从院子里端来。本来，这所住宅是为大家庭建筑的，主仆一起再加五倍都住得下。但是在我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正房只住有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伊凡-费多罗维奇两人，而下人住的厢房里只住着三个仆人：老头儿格里戈里，他的妻子老太婆玛尔法，还有年轻的男仆斯麦尔佳科夫。关于这三个仆人必须说得稍为详细些。关于老头儿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图佐夫，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他是一个坚定倔强的人，会固执而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只要这个目的由于某种原因（虽然这个原因往往很不合理）在他看来是一种不可推翻的真理。总而言之，他是正直不阿的。他的妻子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虽然一辈子在丈夫的意志面前表示无条件地服从，有时却也对他提出固执的要求，例如要求在农民刚刚解放以后马上离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到莫斯科去，开始做个什么小生意，因为他们积攒了一些钱。但是格里戈里当时不容分说地断定，女人是在那里胡说，“因为一切女人全是不忠实的”，他们不应该离开旧主人，无论这主人为人怎样，“因为现在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做责任？”他问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
“关于责任我明白。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但是我们有什么责任留在这里？我真不明白，”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坚定地回答。
“不明白就不明白，但事情就这样决定。以后不许再说。”
结果果然这样，他们没有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给他们定了工资，并不多，却按时清付。格里戈里也知道他对于主人有一种不可辩驳的势力。他感到了这个，而这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个狡狯固执的小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某些生活上的事情”里，有很坚定的性格，而在另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里，他的性格就大大软弱，这在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自己也知道是哪些事情，正是因为知道，所以很害怕。在有些生活上的事情里，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没有忠实可靠的人在旁边，就会十分困难，而格里戈里正是最忠实可靠的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有许多次甚至发生过可能挨打，而且会被痛打一顿的危险，总是由格里戈里加以解救，虽然事后每次总要挨这位老仆的一番训诫。然而单单挨打还不至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害怕；另外还常发生一些远为严重的，甚至十分微妙复杂的情况，到那时候，大概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也说不清对于忠实、亲近的人有多么异乎寻常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他有时会突然一下子无法理解地自行感觉到的。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情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个十分淫荡而且在情欲方面时常残忍得象恶魔般的人，但是忽然有时会在酒醉的时候自行感到精神上的恐怖和道德上的震动，对他的心灵几乎会产生一种甚至可以说是生理上的影响。他有时说：“我的心在这时候就好象是哆嗦着提到了喉咙里似的。”就在这种时候，他希望在他的附近，离他不远，倒不一定在一所房子里，但至少在厢房里，有一个忠实、坚定的，和他迥然不同、毫不荒唐的人，这个人虽然看见了他所作的一切恶行丑事，知道了一切秘密，却还是由于忠心而容忍这一切，并不反对，主要是不加责备，不说关于今生或死后的威吓话，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保护他免受某个不相识的、可怕而危险的人的威胁。重要的是身边必需要有另外一个人，一个相处多年的、友善的人，以便在痛苦的时候可以招他前来，只为了可以看看他的脸，或者搭讪几句话，甚至完全不相干的话，如果这个人不表示什么意见，并不生气，他心上会好象轻松些；如果这个人生气，那么就更加愁闷些也行。曾有过这样的事——自然是十分稀有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甚至夜里走到厢房去把格里戈里唤醒，叫他到他那里去一下。格里戈里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谈了些完全不相干的话，然后立刻打发他走，有时甚至加上嘲弄和玩笑，然后自己啐口唾沫，躺下睡觉，无挂无牵，安然入梦。阿辽沙回来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曾有过这一类的情况。阿辽沙十分“打动了他的心”，因为他“生活着，一切都看见却不加任何责备”。不但如此，他还带来了从未遇到过的东西：对于他这老头子完全不加轻蔑，相反地，倒流露出永远不变的亲切，真诚而毫不做作的依恋，对于他这样一个不值得依恋的人的依恋。这一切对于老放荡鬼和不顾家的人，是完全的意外，对于至今只爱“作孽”的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阿辽沙离开后，他自己承认他明白了一点至今不愿明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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