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一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罗斯。
他自己也没比她多活多久，只多活了不到五年。他带着格拉菲拉和小孙子搬到了莫斯科居住，一八一九年冬在莫斯科安详地离开人世，临终留下遗言，叫把他葬在安娜-帕夫洛芙娜和“玛拉莎”①身边。当时伊万-彼特罗维奇正在巴黎享乐；一八一五年以后不久他就退职了。得知父亲的死讯之后，他决定回俄罗斯去。需要考虑处理财产，还有费佳的事，据格拉菲拉来信说，他已经十二岁了，到了该认真关心他的教育的时候了——
①玛兰尼娅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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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彼特罗维奇回到俄国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崇拜英国的人。他头发剪得很短，衬衫的高领浆得硬邦邦的，穿着多领片的灰黄色常礼服，衣襟很长，一脸不满意的神情，待人的态度有点儿生硬，同时又有点儿冷淡，说话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会突然哈哈大笑，脸上却毫无表情，从不微笑，谈话仅限于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话题，特别爱吃带血的炸牛里脊肉，特别爱喝波尔图的葡萄酒——他身上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有一种大不列颠的气派；他全身都好像充满了大不列颠的精神。然而，这真是怪事！伊万-彼特罗维奇变成了英国的崇拜者以后，同时却又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至少他自己说他是个爱国主义者，虽说他对俄国了解得很少，没有养成一样俄国习惯，说俄语说得很怪：平常谈话的时候，他说话总是慢吞吞的，无精打采，老是夹杂着许多法语词汇；但是谈话稍一涉及重要事情，伊万-彼特罗维奇的嘴里就会出现这样一些词句：“要让自我努力作新的尝试”，“这不符合实际情况”，等等。伊万-彼特罗维奇带回了一些有关国家体制和改革措施的手抄计划草案；他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十分不满，——缺少秩序特别惹他生气。与姐姐会面时，劈头几句话就向她宣称，他要实行根本改革，今后一切都将按照新的秩序运行。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对伊万-彼特罗维奇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咬紧了牙，心想：“那我到哪里去呢？”不过和弟弟、侄子回到乡下以后，她很快就放心了。家里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食客和寄生虫们立刻被赶了出去；被驱逐的人中有两个老太婆，一个是瞎子，另一个是瘫子，还有一个年老体衰、奥恰科夫战争①时期的少校，由于他当真食量惊人，所以只给他吃黑面包和兵豆。同时还下了一道命令，不再接待以前的客人：取代他们这些人的是一个颇有见识的邻居，一个淡黄头发、害淋巴结核的男爵，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然而也是个十分愚蠢的人。家里出现了从莫斯科运来的家具；购置了痰盂，小钟，洗脸用的小台子；早餐换了花样；外国酒排挤了伏特加和果子露酒；给仆人们缝制了镶金银边的新仆役制服；家族的徽章上加上了这样的题辞：“inrectovirtus……”②实际上格拉菲拉的权力丝毫也没有减少：一切支付、采购仍然由她作主；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个阿尔萨斯的侍仆曾试图和她较量一下，——结果丢掉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有老爷保护他。至于家中的事务，农庄的管理（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尽管伊万-彼特罗维奇不止一次表示过这样的意图：要给这里的混乱状态注入新的活力，——可一切仍然是老样子，只不过某些地方租金增加了，劳役也加重了，而且不准农民直接去找伊万-彼特罗维奇：这个爱国主义者原来很瞧不起自己的同胞。伊万-彼特罗维奇的那套方法只是对费佳才在全力推行：对他的教育当真进行了“根本改革”：唯有父亲独自一人负责教育他——
①奥恰科夫——地名。为争夺奥恰科夫，一七八七-一七九一，俄罗斯黑海舰队曾与土耳其舰队在此激战。
②拉丁文，意思是：“守法即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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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彼特罗维奇从国外回来以前，正如已经说过的，费佳处于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的管教之下。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满八岁；他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母亲，却极其热烈地爱着她：对母亲的记忆，她那温柔、苍白的脸，她那忧郁的目光和胆怯的爱抚，都永远铭刻在他的心里；但是他模模糊糊理解她在家中的地位；他感觉到，在他和她之间有一道她不敢、也不可能摧毁的障碍。他对父亲认生，伊万-彼特罗维奇也从未爱抚过他；祖父偶尔抚摩一下他的小脑袋，也让他吻自己的手，可是管他叫怪物，认为他是个小傻瓜。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死后，姑妈就把他彻底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费佳怕她，怕她那双亮闪闪的、锐利的眼睛，怕她那刺耳的声音；在她面前他不敢强嘴；有时，他在坐着的椅子上刚动了动，她就已经狠狠地压低嗓音说：“上哪儿去？乖乖地坐着。”每逢星期天，作过日祷以后，允许他玩耍，也就是给他一本厚书，一本神秘的书，一个叫马克西莫维奇-阿姆博季克①的人的作品，书名叫：《象征与标志》。这本书里有一千幅左右莫名其妙的图画，附有用五种文字写的同样莫名其妙的说明。丰满、裸体的丘比特②是这些图画中的重要角色。其中有一幅画，标题是：《番红花与彩虹》，相关的说明是：“这作用更大”；另一幅画着“嘴里衔着一朵紫罗兰花、正在飞翔的一只鹭鸶”，正对着它的标题是：《它们你全都知道》。“丘比特与一头正在舔小熊的大熊”，标题是：《渐渐地》。费佳仔细观看这些图画；画中极其细微的细节他都十分熟悉了；有几幅画——总是那几幅，使他陷入沉思，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有旁的娱乐。当到了该教他学语言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用很便宜的价钱请来一个老处女，一个生着一双兔子眼睛的瑞典女人，她马马虎虎能说几句法语和德语，勉强会弹钢琴，此外，腌黄瓜倒是腌得挺不错。费佳和这个女教师、姑妈以及一个叫瓦西利耶芙娜的老使女一起度过了整整四年。有时他拿着他那本《象征与标志》坐在角落里——坐着……坐着；低矮的屋里有一股天竺葵花香，点着一小支脂油蜡烛，烛光暗淡，一只蟋蟀单调地吱吱叫着，仿佛是感到寂寞，小挂钟在墙上匆匆忙忙滴答滴答地响着，一只老鼠不知在墙纸后面偷偷地抓着、咬着什么，三个老处女就像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一样，默默地移动着织针，在昏暗的光线中，她们的手影一会儿在奔跑，一会儿在古怪地颤动，一些稀奇古怪和模模糊糊的想法也在孩子的头脑里翻腾着。谁也不会把费佳叫作有趣的孩子：他面色相当苍白，可是长得很胖，体形不匀称，动作笨拙，——用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的话来说，是个真正的庄稼人；如果让他经常到户外去走走，他那苍白的面色也许很快就会消失了。尽管他时常偷懒，学习倒还不错；他从来不哭；然而有时却固执得可怕；他一固执起来，可就谁也制服不了他了。对他周围的人，费佳一个也不喜欢……从小就没有爱过的那颗心可真是不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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