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妈这时来了，说刚才砰砰响了两声。有个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问道：‘怎么啦？’那人回答了一声‘嗯’。那时他还活着。”
在这里简单谈谈被杀害的白鸟一雄警部的经历。
这个警部当时年三十六岁。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当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战，在职时还曾被派到哈尔滨学院去学习俄语。
日本战败后，他在警备股任职，被提升为市警察署的警备科长，兼管批准开业的工作。
白鸟以前从事过以镇压左翼运动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动。从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过“军事斗争”方针并做好准备，担任警备科长的白鸟就将党员一一逮捕起来，关入监狱。日共党员确实憎恨白鸟，把他看成是镇压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关于白鸟，有着种种传说。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踪是这样的：他只在警察署里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内南四条西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由于负责管理风纪的关系，在这一带他很吃得开。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所出版的《白鸟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话：
“说到酒吧间‘紫浪’，直到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共产党地方委只会的办事处还设在这家酒吧间附近。共产党的这个办事处曾几次遭到成伙持手枪的强盗的袭击。‘紫浪’原是个复杂的地方，强盗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和‘反间谍队’里的二世碰头，接受指示。白鸟大概不仅每天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取得联络，想来他当天还跟这类强盗和右翼特工人员见过面，但是当局对这些情况都加以隐瞒，避免从这一点来追究白鸟的行动。”
“白鸟事件”发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连发生共产党员所造成的险恶事件。小樽庙会的前夕，曾经发生有人往担任该地警备的警察队扔火焰瓶（在瓶子里装上易燃物，抛掷后可引起火灾。——译者注）的事件。所谓“红灯事件”也暴露了。这个计划是要用红信号灯把运煤的列车停下来，让市民去抢车上所载的煤。接着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在市公所前面举行“给我们年糕！”的静坐示威，自由劳动者（指没有固定职业的工人，一般都打零工。——译者注）的党支部和北海道大学学生中时几个活跃的党员被拘留，日共党员展开释放斗争，把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寄给了白鸟警部以及札幌市长和负责公安的检察官盐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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