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托沃洛夫在终于逃往美国的头一天，打电话跟玛丽联系，作了周密的安排。
“这样，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
读者在这里就会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布朗宁夫人”，莫非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在报道中所说的“玛丽·琼斯”吗？诚然就是一个人。
当然，“布朗宁夫人”也好，“玛丽·琼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认为，用这两个假名字来提到的这个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国去的一个重要的美国谍报工作人员。虽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安森故意说“她是外行人”，但是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像。何况当时美军方面还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苏联的“头号”间谍呢。
八
从传询拉斯托沃洛夫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一部分速记记录也可以看出，对拉斯托沃洛夫抱有友情的那个女人是个“专家”。
“摩里斯：‘拉斯托沃洛夫先生，我想知道你是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做工作的。’
“拉斯托沃洛夫：‘唔，我有过几个代理人。其中有的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工作，有的在驻日美军的情报部工作，有的是特派记者。’”
由此看来，尽管拉斯托沃洛夫在接见共同社记者时说过没能从美国拿到情报，但在这里却相反，他说他的某些代理人与美军有关。他在这里说的才是老实话吧。
速记记录里还有这样一段：
“拉斯托沃洛夫：‘我曾经几次尝试与美国人接触。比方说，情报部的军官——那个少校……’
“摩里斯：‘请不要说出名字来。’
“拉斯托沃洛夫：‘我不说名字。那个人是少校，我是经她妹妹写信介绍，试图与她接近的。’
“维尔加：‘应该说是“他妹妹”吧。’
“拉斯托沃洛夫：‘不，那个人是女的。她是情报部的少校。’”
虽然不能够遽然断定他在这个小组委员会上无意之中说出来的情报部的女少校跟他自己的笔记中的“布朗宁夫人”是同一个人，同时也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所说的“玛丽·琼斯”，然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件事可以提供我们一点资料：情报部这样的机关里大概有着叫作“布朗宁夫人”或是“玛丽·琼斯”的女人。
从间谍工作来说，要想把敌方的某人拉到自己这边来，必须随时确切地了解对方的情况，不断地注意对方的性格、举止和环境。如果对方有了什么变化，就毫不踌躇地加以利用，展开攻势，最后和他发生接触——这才称得上是间谍工作。如果由于贝利亚被肃清，拉斯托沃洛夫非常担心他自己奉召回国的前途，因而变得忧郁起来，那末美军谍报机关一定会敏感地发现他这种情况的。
这种接触也许会以甜蜜的诱惑形式出现，也许造成某种机会进行胁迫。
拉斯托沃洛夫自己也在小组委员会上说过下面的话：
“维尔加：‘利用在铁幕后面的亲属来进行胁迫时，他们对代理人做些什么？是威胁他说要杀死他的亲属吗？’
“拉斯托沃洛夫：‘对啦。他们有时谦恭和蔼地、有时又唐突地说：如果你不答应跟我们一起干，你必须想想你的亲属会遭遇什么事。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用亲属的生命来威胁。这就是胁迫，是最恶劣的胁迫。’”
读到这里，马上使人联想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在国内留下了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他郑重其事地向美国方面恳求将他逃亡美国一事严加保密，千万不要泄露。也可以说，对方为了达到阴谋而使用的毫不留情的胁迫手段，多半使他感到了恐怖吧。
关于如何把代理人拉拢过来，他做了如下的证词：
“拉斯托沃洛夫：‘我说对方在日常生活中有异常行为，指的是同性爱之类的事。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防谍部曾接近一个姓菲蒙维尔的大使馆武官，想把他拉拢过去。原来防谍部知道这个人有异常行为。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莫斯科的防谍部为了达到目的还拉拢过一个日本官员。那人是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二等或三等秘书。防谍部派了一个年轻的女代理人接近他，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他。日本官员同那个女人谈情说爱，后来那个女人说自己怀孕了，到了要去堕胎的节骨眼儿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于眼看这桩极不体面的事情要暴露出去，那个人就下定决心为苏联谍报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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