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情处理这些具体情况的审判长的心证，因审判长的性格而多少有些差异。本多尽管研究了久松审判长以往的判决案例，可对他的性格仍然没有多大把握。因此最明智的作法，就是提供对于形成审判长心证非常必要的两种相反的资料。
倘若审判长是个心理主义者，他就会以槙子的证词为基础，把犯罪意图已经动摇作为酌情裁决的依据。假如他是个侧重思想和信念的人，则会以阿勋始终如一的纯粹理念所感动。不论审判长倾向哪一边，准备好相应的材料都是很重要的。
本多在内心里又向阿勋呼喊道：“现在你什么都可以说。可以提出你的主张，可以吐露你的赤诚。无论怎样充满血腥味的内容都可以说，但要严格地限定在你内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之内。这是可以救你自己的惟一途径。”
……
审判长：被告饭沼，你或是说到举事，或是说到志向……关于这些，在供述书中也说了不少，可你又是如何看待志向和举事之间关系的呢？
饭沼：什么？
审判长：我是说，仅有志向为什么就不行呢？仅有忧国之情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而且还要以举事这样的违法行为作为目标。你就说说这些吧。
饭沼：是。阳明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我则想实践“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一哲理。当我知道了日本今日的颓废，知道了遮掩着日本未来的阴云，知道了农村的疲敝和贫苦大众的苦难，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源于政治的腐败以及借腐败谋取私利的财阀们的罪恶，不胜惶恐之至，还知道了遮断天皇陛下仁慈之光的根源就在于此，那么，应当“知而行之”不就是很自然和很明显了吗？
审判长：不要说得这么抽象，把你如何感受的，如何愤慨的，以及如何决定举事的经过全都说出来。长一点也可以。
饭沼：是。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刻苦练习剑道，可每当想起明治维新时代的青年仗剑参加实际战斗，讨伐不义，成就维新大业的时候，便对在练武厅里挥舞竹剑感到有一种说不清的不满足。不过，那时也没有想到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
学校里的教育使我们了解到，昭和5年，在伦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我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大日本帝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当我意识到国防危机时，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又发生了佐乡屋氏袭击滨口首相的事件。这时我认识到，遮掩着日本的乌云的确非同一般。在这以后，我便开始向老师和前辈们讨教有关时局的问题，自己也在阅读种种参考书籍。渐渐地我开始着眼于社会问题，对世界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慢性不景气以及政治家的碌碌无为感到震惊。
多达二百万人的失业大军，以前还可以外出打工，挣钱寄回老家贴补生活，可现在却由于他们的返乡，更加重了农村的贫穷困乏。听说，为没有盘缠而步行返回老家的人而设在藤泽游行寺的施粥棚，竟是那样拥挤不堪。然而，面对如此深刻的问题，政府却视而不见。当时的安达内相①等人也装聋作哑地说什么“如果发放失业救济金，就会产生游民和惰民，所以，要尽量防止出现这种弊害。”
翌年，也就是昭和6年，东北和北海道等地遇上大荒之年，人们卖掉了能卖的一切，失去了房屋和土地，全家挤在简陋的马棚里，以草根和橡实充饥，陷入了困境之中。就连村公所的门前也贴着“有卖女儿者，请来本所洽商”字样的布告，常常能看到出征的士兵与被卖掉的妹妹痛哭诀别的场面。
本来农业就歉收，在解除黄金出口的紧缩政策下，越发加重了农村的负担，使得农业危机达到了顶点，丰苇原瑞穗国沦为了民众食草啼饥的荒凉之域。而且，国内大米生产原本就过剩，却还要进口外国大米，致使米价越发暴跌。另一方面，佃农在不断增加，生产出来的大米有一半交了地租，最后能够落入农民口中的粮食却一颗也没有了。农民家中一圆钱也没有，一切交易都是以物换物：一盒敷岛牌香烟要一升米，理发要二升米，一百把芜菁只能换一盒金蝙蝠牌香烟，三贯②茧丝仅值10圆钱。
众所周知，佃农与地主的争议频频发生，农村面临赤化的危险。作为忠良臣民而被征召为皇国士兵的壮丁们的内心里，实在难以一心爱国，这种灾难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军队里。
①安达谦藏(1864-1948)，政治家，出生于熊本县，1929-1932年间曾先后出任滨口、若槻两届政府的内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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