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塞利纳常提到的那位大名鼎鼎的马克辛吧?”
“不是的，”吉尼说。
那年轻人突然开始用手掌去擦拭他的裤腿口。“我浑身上下都是狗毛，”他说。“母亲去华盛顿度周末，把她的赖狗撂在我的公寓里了。那倒是条蛮有趣的狗，可是那些臭毛病真要不得。你有狗吗?”
“没有。”
“老实说，我认为把它们圈在城里是件残忍的事。”他不再拂拭了，往后靠着坐好，再次看了看他的手表。“我从来没听说这家伙哪次准时过。我们要去看科克托的《美女与野兽》，看这部电影你可真的得准时。我是说如果你去晚了那整个魅力就全没了。你看过了吗?”
“没有。”
“噢，你可一定得看!我都看了八遍了。那可是纯粹的天才之作呀，”他说。“几个月以米，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动员富兰克林去看。”他绝望地摇了摇头。“他的趣味呀。战争期间，我们俩在同一个鬼地方干活，那孩子硬要拖我去看世界上最最糟糕的影片。我们看了警匪片、西部片、音乐喜剧片——”
“你也在飞机厂干过活吗?”吉尼问道。
“老天在上，正是这样。干了一年一年又一年。咱们不谈这个了，好吗?”
“你也是心脏不好?”
“上帝保佑，没有什么不好。咱们敲敲木头吧。”他两次敲击了椅子的扶手。“我的体质可是”
塞利纳走进房间时，吉尼快快地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塞利纳已经把短裤换成了一条裙子。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会使吉尼很不愉快的。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塞利纳言不由衷地说，“但我必须等我母亲醒过来……你好，埃里克。”
“你好，你好！”
“这钱我还是不收算了，”吉尼说，把嗓子压得低低的只让塞利纳一人能听见。
“什么?”
“我方才想了。我的意思是，每回球都是你出的，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可是你方才说因为我这些球不用花钱买——”
“送我到门口去吧，”吉尼说，自己先走在头里，也没跟埃里克说声再见。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你今晚要去看电影所以需要这笔钱什么的嘛!”塞利纳在门厅里说。
“我太累了，”吉尼说。她弯下腰去捡起她的打网球的用具。“听着。晚饭后我会给你打个电话。今天晚上你没什么特别的事吧?说不定我能上你这儿来。”
塞利纳瞪大了眼睛，说了句，“好吧。”
吉尼推开大门．走向电梯。她按了电梯铃。“我方才见到你哥哥了，”她蜕。
“你见到啦?他有点儿怪吧?”
“对了，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古尼随便问道。“他工作了呢还是在做别的事儿?”
“他刚退下来。爸爸要他重新念大学，可是他不愿意去。”
“为什么不愿意?”
“我可不知道，他说他年纪太大了什么的。”
“他有多大?”
“我也说不清楚。二十四吧。”
电梯门开了。“呆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吉尼说。
出了楼，她往西走，到莱克星顿街去乘公共汽车。走在第三大街和莱克星顿街之间，她伸手到外衣口袋里去掏钱包，却摸到了那半块三明治。她把它拿出来，把手往下垂，想把三明治扔在街上。但是，她还是放回到兜里。几年前，她足足用了三天，才把在废纸篓锯木屑上发现的一只复活节死小鸡处理掉。
1928年，我九岁那会儿，怀着最强烈的espritdecorps(团队精神），我参加了一个叫“科曼切人俱乐部”的组织。上课日每天下午三点钟，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109街上的第165公立学校男生出口处，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由我们的酋长收集拢来。接着我们推推搡搡，挤进酋长的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货车，由他开车(根据他和我们的父母作出的收费安排)将我们带去中央公园。要是天气好，我们就玩上半个下午的橄榄球、是球或是棒球，主要看(这也是很随便的)什么球正好当令。要是逢下午有雨，酋长便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史博物馆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遇到星期天和大多数的法定假日，酋长便一大早来到我们各家公寓门口，把我们收进他那辆其貌不扬的客车，带我们离开曼哈顿进人相对较为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是帕利塞兹丘陵。倘若我们脑子里对哪项体育运动有具体想法，我们就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大小都合乎标准，对手队伍里绝不会包括一辆婴儿车或是一位拄着根拐棍脾气乖戾的老太婆。要是我们科曼切人一门心思要野营，那我们就上帕利塞兹去风餐露宿。(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六，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工地之间那段错综复杂的地带上，我迷路了。但我没有乱了方寸。我干脆在一个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坐了下来，尽管眼涓汪汪，仍然扣开我的饭盒照吃不误，我有一半把握，酋长准会找到我的。酋长没有一次丢掉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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