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就像在剧院里腿坐麻的人那样，然后让身子落到小船里去。不一会儿，她已经坐进后座，把那水手抱在膝上，一边摇着他一边吻他的后颈，并且还告诉他：“水手不哭的，乖宝。水手永远都不哭。除非他们的船快沉了。或者是遇到海难，在救生筏上吃尽苦头，连喝的水都没有除非是——”
“桑德拉－－跟斯美尔（臭）太太说——我爸是个又大——又臭的——开克（风筝）”
宝宝抽缩了一下，动作小得仅仅能察觉，可是她把男孩从膝上举起，让他在自己面前站住，又把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捋了捋。“她说了，是吗?”她说道。
莱昂内尔强调地上下点点头。他接近了些，仍然在哭，站在母亲两腿之间。
“哎，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宝宝说，把孩子抱拢在自己双臂双腿间那两个“v”字形里。“这还不是世界上最最糟糕的事呢。”她轻轻咬着孩子的耳朵边缘。“你知道‘开克’是什么吗．乖宝?”
莱昂内尔一下子不是不愿意说便是说不出来。不过，等哭泣所带来的抽噎稍稍缓和了些之后，他还是开口了。他是对着宝宝温暖的脖颈说的，给捂住了但总算可以听清楚。“是那种能飞上天的东西，”他说。“用一根线拴住的。”
为了想把孩子看得更清楚，宝宝把儿子稍稍推开些。接着她把一只动作挺猛的手伸进他裤子的后裆，让孩子吃惊不小，但几乎也就在同时，她把手抽了回来，一本正经地帮他把衬衫掖到裤子里去。“跟你说咱们要干什么，”她说。“咱们开车到镇上去，买点泡菜，再买点面包，咱们在车子里把泡菜吃了，然后开车到车站去接爸爸，接下来咱们把爸爸接叫家，让他带我们坐船。你帮爸爸把帆扛到这儿来。好不好?”
“好的，”莱昂内尔说。
他们不是慢慢走回家去的，他们来了一次赛跑。莱昂内尔赢了。
就在不久前，我收剑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被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儿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D日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Ⅱ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人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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