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lemondeesl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
提下面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个“反高xdx潮”，不过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去注册过)。我摒挡行装又回到罗德岛我继父博比的身边，在那里我住了六或八个星期，用来考察所有夏季活动的动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少女，直到美术学校重新开学。
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我再没有与艾尔玛修女联系过。
不过，偶尔，我仍然听到班比•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后听到的一则是，她已经把业务扩充到为自己设计圣诞卡上去了。如果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话，它们会是很值得一看的。
“小鬼，要是你不马上给我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要让你有好日子过。我可是说话算数的，”麦卡德尔先生说。他是从靠里面的那张单人床——离舷窗更远些的那张床上说这话的。他哼了一声，与其说是在叹气还不如说是在出怨气，同时火气挺大地用脚把盖在脚踝上的床单蹬开，仿佛突然之间，再薄的单子盖在他让太阳晒得黑黑、显得虚弱的身体上，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仰卧着，只穿了条睡裤，右手捏着根点燃的香烟。他的头支起一点点，正好可以很不舒服甚至是极其别扭地靠在床头板的底端。他的枕头和烟灰缸都撂在他的和麦卡德尔太太那张床之间的地板上。他没有抬起身子，仅仅是伸出一只裸露的、像是给火烤红的右胳膊,朝大致是床头柜的方向弹了弹烟灰。“l0月了，老天爷呀，”他说，“要说这是10月，干脆说是8月得了。”他又一次把头转向右边，冲着特迪，一心要找点茬儿。“好了，”他说。“你以为我他妈的在说什么?说我的健康状态吗?快从那上面爬下来，行不行。”
特迪正站在一只看上去挺新的生牛皮手提旅行包的宽阔侧面上，这里是从他父母开着的舷窗往外眺望的最佳观测点。他穿着一双脏极了的白色低帮球鞋，没穿袜子，穿一条泡泡纱短裤，这裤子对他来说既是太长，臀部那里又至少是大了一号，上面是一件洗旧了的T恤，在肩膀那里还有个硬币大小的窟窿，腰上却扎了一条漂亮得不谐调的黑色鳄鱼皮皮带。他该理发了——特别是后脖颈那儿一很让人看不过去，一般脑袋长得跟成人差不多大而脖颈仍然细得像根芦苇的小男孩总像是最最需要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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