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他在格鲁克咖啡馆是被视若上宾的。在我们的眼里，这家咖啡馆的名声与其说靠音乐家、《阿尔赛斯特》和《伊菲革涅亚》的作曲者克里斯托夫-威利巴尔德-格鲁克的庇佑，倒不如说是同门德尔的无形讲坛联系在一起的。同古旧的樱桃木柜台、两张绿呢打满补丁的台球桌和铜咖啡壶一样，门德尔也是这家咖啡馆财物清单上的一件动产，他的桌子如同一处圣地似的受到保护。因为他有无数的主顾和询问者，他们一来，店里的职工就很有礼貌地硬要他们吃点、喝点什么。所以，他的科学所赚来的钱，较大部分实际上流进了领班道伊布勒挂在屁股后面的那只大皮包里。反过来，旧书贩门德尔也享有多种特权。打电话免费，他的信人家给收，还替他办各种事情；年老、正直的厕所清洁女工替他刷大衣，钉钮扣，每周替他洗一小包衣服。人家替他到邻近的饭店去取午餐，只有他一人能得到这种待遇。另外，每天早晨，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亲自来到他的桌子旁向他问好，埋头在书堆里的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多半没有察觉。早晨八点整他进店，直到人家熄灯时他才离开。他从来不同别的顾客说话，也不看任何报纸，有了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发现。有一次，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彬彬有礼地问他，在电灯下读书是不是比以前在煤气灯黯淡、抖动的光线下读书要好一些，他这才惊讶地抬起头来呆望着电灯泡。尽管安装电灯花了好几天时间，又敲又凿，又吵又闹，这样的变化他竟全然不知。只有数以十亿计的黑色纤毛虫般的铅印文字，通过眼镜框的两个圆孔，通过两个闪光的、吸收着的镜片，过滤到他的大脑中去，其余的一切事件，均似无谓的喧哗，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他确实就在这一个地方，在这张四方桌旁，阅读、比较、计算，度过了三十多年，度过了他一生中全部清醒的光阴，像做着一场持续的、惟独被睡眠中断的梦。
因此，当我恍恍惚惚看到雅科布-门德尔宣示神谕的大理石桌子空空的，仿佛立在这间屋里的一块墓碑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现在，人到中年时，我才懂得，有多少东西随同每一个这样的人一起消失了，首先因为在我们这个无可挽救地变得愈益单调的世界上，一切独一无二的东西日复一日地变得稀罕珍贵了。接着，我想到，年轻而无经验的我，当时出于一次深刻的预感，曾经非常喜爱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可是，我竟然忘却过，尽管是在战争的年代里，是我在一种像他那样专心致志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但也不应该啊！现在，面对这张空桌子，我感到羞愧，对不住他，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心。
他到哪里去了呢？他的情况又怎样呢？我招呼侍者过来，向他打听。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们店里不见有姓门德尔的先生来过。不过，领班也许会知道的。领班腆着尖肚皮笨重地移动身子慢慢蹭过来，他犹豫着，思索着：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不过，我要打听的是不是曼德尔先生，弗洛里安尼巷的缝纫用品店的曼德尔呢？我觉得嘴唇上有一种苦味，万物无常的滋味：如果风已经把我们脚后留下的最后的痕迹都吹掉的话，那么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一个人，在这间若干平方米的房间里阅读、思想、谈话、呼吸了三十年，或许四十年。可是，仅仅离去三四年光景，来了一个新法老，便无人再知晓约瑟了，在格鲁克咖啡馆里也无人再知晓雅科布-门德尔，旧书贩门德尔了！我几乎有些恼火地问领班，我能不能同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交谈呢？旧职工里还有没有谁在呢？哦，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这家咖啡馆卖掉了，他已经故世了，原来的领班，他现在在克雷姆斯附近靠自己的产业过活。没有了，再没有人在这儿了……对，有了！有了！施波席尔太太还在此地，厕所清洁女工（俗话叫做巧克力太太）。不过，她肯定记不得一个个的顾客了。我随即想到：雅科布-门德尔这个人人家是忘不了的，于是，便让领班请她来见我。
她来了，施波席尔太太白发蓬乱，有点水肿的腿一步一步从厕所间走来，一边还在匆匆地用布擦她通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完她那阴暗的小间，或者刚擦完窗户。我立刻由她的慌张神态察觉，这样突如其来地把她叫到前面来，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房间的大电灯下，使她不高兴。因此，她先是猜疑地瞧我，用一种目光由下往上地瞧我，一种十分小心地压低了的目光。我找她，有何贵干呀？但是，我刚开口打听雅科布-门德尔，她就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珠仿佛要夺眶而出，她抖动着耸起肩膀。“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有人想着他！是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在哭泣了，她感动极了。老年人逢到别人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某一段已被遗忘的、美好共处的光阴时，总会这样的。我问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哦，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五六年，不，七年，去世已经有七年了。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先生。想想看，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我进店时，他已经在这儿了。说起他们是怎么弄得他死去的，这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啊！”她越来越激动了，并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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