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们的事业又非常意外地复活了:真是我们现代科技领域的辉煌奇迹!朋友们把底片和影片带回家。化学槽里便显出一幅幅图景,人们再次看到司各脱及其同伴们在徒步旅行,看到了极地风光,这种极地风光除了他以外,只有另一个人——阿门德逊看到过。关于他的话和信件的消息由电线传向全世界。国王在帝国大教堂里为英雄们祈祷。看来似乎白费的事业会再次结出丰硕的果实,不向人类大声疾呼,便不可能把他们的力量引导到难以实现的事业上去。在严峻的对抗中,会由于一个崇高生命的英勇牺牲而使沉沦的意志变得永生。只有在偶然获得成就和轻易成功的情况下才会点燃起贪图功名的虚荣心,而在反对不可战胜的命运之神的斗争中,个人的死亡却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巨大的鼓舞,这正是诗人讴歌的所有悲剧中最为壮烈的悲剧。
列宁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鞋匠家的房客
在瑞士周围,烈焰腾空,烽烟滚滚,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着。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这四个年头里,在瑞士这块和平的绿洲上,侦探小说里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层出不穷。在奢侈豪华的旅馆里,交战国双方的使节们,像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冷冰冰地擦肩而过,虽然一年前他们还曾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打桥牌,竞相邀请对方参加自己的家宴。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测的人,悄悄地溜出他们的房间。议员、秘书、武官、商人、戴面纱的和不戴面纱的妇人们,每个人都负有秘密使命。插有外交豁免权小国旗的轿车驶到这些旅馆门前,从车里走出来的是工业家、记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游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现的冒牌旅游者。但是几乎人人都负有这样的使命:要探听什么,侦察什么。引见来客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他们全都着去干偷听、偷看的勾当。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旅馆、包饭公寓、邮局、咖啡馆里,到处都有人在互相摸底。所谓宣传工作,实际上大半是间谍活动;标榜什么,就是出卖什么。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们进行的每件公开交易的背后,都隐藏着两三个目的。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有人监视。无论什么级别的德国人,刚刚踏进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知道了,一个小时后巴黎就会接到情报。大大小小的特务们日复一日将一本本真实的和捏造的报告送交使馆随员,这些报告又一级级往上递送。墙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用字纸篓、吸墨纸里的材料编造情报。终于这些兴风作浪的厉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许多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许人也。猎手和狩猎对象,间谍分子和反间谍分子,出卖人的和被出卖的,这些人都混杂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关于他的报告材料却少得可怜。也许他太不值得重视,他不在高雅的旅馆里下榻,也不去咖啡馆里闲坐,更没有光临宣传演出会,他只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隐居在一个鞋匠家里。在利马堤河岸的后面,有一条古老的、崎岖不平的窄巷,这里的房子都像旧城里的那样,建造得相当结实,房顶高高地耸立着,他就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的三楼上。房子已经被熏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于岁月的流逝,一半也由于楼下庭院里有个煮香肠的小作坊。他的邻居一个是女面包师,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奥地利演员。由于他很不健谈,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人,他的俄语名字的发音很难。他们还知道,他是几年前才从故乡逃亡来的,他没有什么财产,也不做什么有利可图的交易。女房东最清楚,他们夫妇俩衣食十分简朴。搬来的时候,他们携带的所有家用杂物还装不满一个小筐。
这个矮小结实的人是如此地不显眼,他尽可能生活得不引入注意。他谢绝社交生活,楼里的邻居们很少碰到他那从眯缝着的双眼里射出的深沉锐利的目光。他的客人也很少。日复一日,他按严格的规律生活,每天清晨九点钟必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十二点关门为止,十二点十分准时回到家中。下午十二点五十分他又离开家,又像早晨那样成为第一个来图书馆的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钟。情报人员历来只注意说话多、爱嚼舌头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语、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动世界的头等危险的人物。就这样,情报人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没有写过关于他的报告。可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却知道:在伦敦,他曾经是一家者办的激进的小型杂志的编辑;在彼得堡,他是某个名字不易发音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但是由于他轻蔑地谈论了社会主义政党里有声望的人物,并宣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由于他表现得难以接近,又丝毫不会拉交情.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有时候他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召集会议,到会者只有寥寥的十五至二十人,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因此,当局就像对待其他高谈阔论、头脑发热的者那样,把这个遁世者收容下来了。没有人重视这位矮小而严峻的男人。在苏黎世只有二三十人认为:这位住在鞋匠家里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是值得注意的。当时,假如有一辆飞快地穿梭在各个使馆之间的豪华汽车,偶然把这个人撞死在大街上,那么,不论是乌里扬诺夫,还是列宁这个名字,都不会为世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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