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诸国的环抱之中。像列宁这样的者要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同样，作为臣民、交战国的公民，取道德国和奥地利也是不行的。但是反常的情况就在于：列宁要是和威廉皇帝的德国打交道，其成功的可能性要超过和米留可夫的以及拜恩卡雷的法国。德国要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美国宣战之前与媾和，那么，一个在那里能给英国和法国的公使们制造麻烦的者，对德国说来当然是备受欢迎的帮手。
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成百次地谴责和威胁过这个皇帝统治下的德国，如今却突然要和这个国家接触并开始磋商。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承担不同寻常的责任，因为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之中，从迄今为止所公认的道义观点看来，谁要是在敌国参谋部的许诺下，踏上并穿越敌国领土，显然就是一种背叛行为。列宁自然也知道，这件事会使他的党和自己开创的事业威信扫地，他将因此受到猜疑，将被当成受德国政府收买而被派到去的奸细看待；而一旦他提出的立即实现和平的纲领得以实现的话，他也会被当成阻碍通过打赢战争取得真正和平的千秋罪人载入史册。当列宁宣布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名败誉的道路时，不仅温和的者，就连和列宁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为之震惊。他们在惊愕和不知所措中指出：瑞士的社会党人早就着手谈判，争取把者通过交换战俘的合法、折中的途径送回去。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是何等漫长，因为政府会百般刁难，把他们重返家园的问题拖延得遥遥无期。然而他更深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事关重大。从现行的一切法则和观念来看，采取这一行动无异是一种叛变行径，因此当那些有点玩世不恭、又颇鲁莽冒失的人也不敢问津时，列宁就已看准了目标。那时他就已经暗下决心，为使他的同志们重返家园，他愿承担责任，开始和德国政府谈判。
协议
列宁知道，他们的这一举动会引起轰动，也会受到攻讦，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尽可能地公开化。受他的委托，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登前去和德国公使接洽。此人早先就已和者谈判过，现在他把列宁的条件提交德方，似乎像是已经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威望那样，这位矮小的、不知名的者并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任何请求，只向对方提出几个条件。据说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旅客才能接受德国政府的协助：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人员；按正常票价自付车费；不允许强令离车，也不允许擅自离车。罗姆贝尔格把这消息逐级上报，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手里，毫无疑问得到了他的赞同。虽然在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但是这却是他一生中所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在某些条款上德国公使还想作一番讨价还价，因为列宁故意协议书写得模棱两可，使得不仅人，还有同车的奥地利人拉德克也可以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感到时间的紧迫。因为四月五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四月六日中午，弗里茨·普拉登接到了值得纪念的通知：“诸事按预期要求进行安排。”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两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衣着寒酸的人，从车林格豪夫旅馆向苏黎世车站出发。这队人马总共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德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从《小巴黎人》报上的新闻报道中，他们了解到，临时政府蓄意把取道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分子对待。他们用粗犷、欠流畅的大字体签名，宣称他们对此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所有的条件。他们沉静而坚决地准备好了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
他们到达车站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记者，没有拍照片。在瑞士没有人知道乌里扬诺夫先生，他戴着揉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笨重到可笑地步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这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之中，默默地、不引入注目地在车厢里找了一个座位。这群人看上去与南斯拉夫、小俄罗斯、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这些移民在被送往法国海岸，从那里远渡重洋之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旅行，他们没有派代表送行，只来了几个人。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品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想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劝阻列宁放弃这“胡闹的、罪恶的旅行’’。但是决心已下，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接着列车滚滚地驶向德国边界哥特马丁根。三点十分，自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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