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加泰罗尼亚公共安全部长阿依瓜德（Aiguade），以及联合社会主义的公共秩序总长罗德里格?萨拉斯，派遣共和国的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局（theTelefonica）的办公大楼，解除了那里雇员的武装，那些雇员大多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
这与第一个说法不吻合；虽然那如此，《每日工人报》却没有说第一个说法是错的。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称，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因为全国劳工联盟否认自己散发过这样的传单）出现在5月4日和5月5日，也就是发生在战斗期间。而5月22日的Inprecor又写道：
下午三点，公共安全委员萨拉斯同志，来到前一晚被50名马统工党党员和各种暴徒占领的电话局大楼。
这看起来相当奇怪。50名马统工党党员占领了电话局大楼，人们也许会把这样的事视为非常奇特的现象，因而当时就足以引起某些人的注意。然而人们似乎在三四个星期后才发现这个事实。在另一期的Inprecor中，50名马统工党党员变成了50名马统工党民兵。很难整理出比这些段落含有更多矛盾之处的文章了。一会儿，全国劳工联盟正在进攻电话大楼；一会儿，他们又受到了攻击。一份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大楼之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称，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大楼之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称，传单出现在攻占之后，是事件的结果。在电话大楼里的人，开始说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党员，又说是马统工党的党员，等等。在更后一期、6月3日的《每日工人报》中，坎贝尔先生告诉我们，政府仅仅攻占了电话局大楼，因为那里已经构筑了街垒。
由于篇幅有限，我仅仅选取了对一个事件的报道，但在共产党的报纸中随处可见类似的前后矛盾。此外，还有各种凭空捏造的陈述。例如，5月7日的《每日工人报》转引了一则据说是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发布的消息：
这次起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旧的君主制主义的旗帜已从巴塞罗那各种房间的阳台上飞落。无疑，人们相信参加起义的人已经掌握了局势。
《每日工人报》可能忠实地转载了这则消息，但西班牙大使馆负责此事的人必定是有意在撒谎。任何西班牙人对国内形势的理解，都会比那个大使更好。一面在巴塞罗那的君主制主义旗帜！它能立即联合起敌对的各派力量。甚至当时在场的共产党人读到这段消息，也不得不笑了起来。各种共产党报纸关于认为“起义”期间马统工党使用了武器的报道，同样荒谬。只有人们对事实一无所知，那些新闻报道才可信。在5月17日的《每日工人报》上，弗兰克?皮特凯恩先生称：
在暴动中，人们实际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有在过去数月中窃取、藏匿的武器，以及诸如坦克之类在起义之初从兵营偷盗的武器。显而易见，他们手上有大量的机关枪和几千支来复枪。
5月29日的Inprecor也称：
5月3日，马统工党掌握着许多机关枪和几千支来复枪……在广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75毫米手枪。那些枪或者是为阿拉贡前线定制的，或者是民兵们小心地藏匿在房前屋后的。
皮特凯恩先生没有告诉我们，马统工党拥有大量机关枪和几千支步枪，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得知的。我作了一个估算，马统工党的三栋主要建筑物中约有80支步枪，一些手榴弹，但没有机关枪，也就是说，大概足以装备那时所有政党布置在各自大楼中的武装警卫。似乎奇怪的是，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其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接管，但根本没有发现数以千记的武器，更甭说不可能藏在烟囱里的坦克和野战炮了。但上述两则报道所暴露出来的是，共产党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按照皮特凯恩先生的说法，马统工党“从兵营中偷了坦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兵营。马统工党的民兵与大批人民军的士兵一起驻扎在列宁兵营。因此，皮特凯恩先生就要求我们相信，马统工党与人民军共同谋划偷走了坦克。关于藏匿在“房前屋后”的75毫米手枪的来历，也与此类似。文中没有提到这些房屋在哪里。那些在广场上开火的众多枪支，出现在许多报纸的报道中，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枪支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我没有听到战斗中的枪声，虽然广场离我当时所在地点只有约一公里远。几天后，我到广场仔细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建筑物上有任何弹痕。战斗发生时一直呆在附近的一位目击者称，那儿不曾出现过枪支。（顺便提一下，被偷枪支的故事可能出自俄国总领事安特罗夫-奥维申科之口。他至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著名的英国记者。之后，这个记者将此消息刊发在一份周报上。安特罗夫-奥维申科后来遭到“清洗”。至于这件事如何影响了他的信誉，我就全然不知了。）当然，事实是，如果不编造这些关于坦克、野战炮之类的故事，就很难使巴塞罗那战斗的规模与马统工党的很少人数协调起来。总之，有必要宣布马统工党对这场战斗负全责；有必要宣布它是一个没有追随者、微不足道的政党，按照Inprecor的说法，只有几千名党员。使上述两种说法都可信的唯一指望，就是谎称马统工党拥有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全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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