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天色已明了。在绵延数英里的战线上，毫无实际意义的散乱射击声仍在劈劈啪啪地继续着，就像暴风雨过后仍有雨点继续落下一样。我记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到处都是充满泥浆的泥淖，歪歪斜斜的白杨，泥黄色污水积聚在壕底；人们精疲力竭，胡须老长，脸上糊满泥巴，眼圈被火药熏得乌黑。当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时，与我同睡一壕的另外三个人全都早已进入梦乡。他们和衣倒卧，所有的武器装备依然在身，并紧紧地抓着手中那糊满了泥巴的来复枪。无论在防空壕的外部还是内部，所有的东西都被雨水淋湿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成功地搜集到了一些干木片，升起了一小堆火。接下来，我点着了我已珍藏良久的那支雪茄，而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样一夜的折腾，这支雪茄居然并没折断。
后来，我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次行动是个重大胜利之类的说法。其实，这只不过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迫使法西斯分子从韦斯卡的另一侧抽调兵力支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者在杰卡再次发动进攻。根据我的判断，在我们的这次行动中，法西斯分子大概增派了一两百人进行反攻。而此后有个叛逃者告诉我们，法西斯的援军多达600人。我敢说这家伙在说谎——叛逃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常总会投其所好。关于那架望远镜，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丢掉了那么好的战利品，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白天变得越来越热，夜晚也是如此。我们胸墙前方弹痕累累的樱桃树上，花儿成簇地开放。跳到小河里洗个冷水澡，已经不再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而是一种非常快活的享受。在托尔费边一带，野玫瑰的枝蔓爬过弹坑周围的环形土堆，凌空悬挂在弹坑的上方，浅碟般大的粉红色花簇争相怒放。在战线的后方，你会经常见到耳边插着野玫瑰的农民。傍晚，他们常常带上绿色的网到野外去捕鹌鹑。你只要在草丛的上方布上网，然后躺下不动模仿母鹌鹑的叫声就行了。所有听到这种叫声的公鹌鹑，都以为母鹌鹑在呼唤自己，一定会马上朝你这个方向跑过来。等这些循声而来的鹌鹑急切地进入网下草丛后，你再朝网上投一块石子惊吓它们，这样，它们就会立即往上窜逃，结果全都被网死死缠住。事实再清楚不过，上当倒霉的都是公鹌鹑，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太不公平了。
这时，防线内有一群安达卢西亚人向我们靠拢过来。我不大清楚他们是如何进入这一防线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当初逃离马拉加时太过匆忙，忘记了应该在巴伦西亚停下来。当然，这是加泰罗尼亚人说的，他们蔑称安达卢西亚人是半野蛮人。安达卢西亚人也确实比较愚昧无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识字，他们甚至连在西班牙人所共知的事，即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政党，全都浑然不知。他们以为自己属于无政府主义者，但不很确定，也许自己属于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些性情古怪、相貌质朴的汉子，多以牧羊或在橄榄园打工为生——大概是遥远南方的炽热的阳光，硬生生地晒黑了他们的面庞。他们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为奥妙能熟练地把干燥的西班牙烟草卷成烟卷。抽烟的事已不用发愁了，在蒙佛洛莱特，碰巧能够买上好几袋最便宜的烟草，其外表和质地很像剁碎了的干草料。烟草的味道虽说很不错，但却那么干燥，以至于你即使勉强地卷成了一支，烟草仍会马上掉出来，只剩下空空的纸筒。然而，安达卢西亚人却能将它卷成令你羡慕的烟卷，他们包裹烟头的技术尤其独特精湛。
有两个英国人中暑倒下了。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中午炽热的阳光下，我们必须光着上身干活，用沙袋来折磨已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的肩膀；我们衣服和靴子上的泥垢成块地往下掉；我们要与驮送给养的骡子进行扭斗，它们不在乎枪声，却常常被炮弹在空中爆炸的巨大声响惊吓得乱窜；还有刚刚开始神气起来的蚊子，以及甚至会咬烂皮带和弹药袋的那些令人讨厌的老鼠。除了狙击手开火造成偶尔的伤亡、零星的炮击和韦斯卡上空的空袭，再也没有别的事发生。白杨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我们在遮蔽住战线的树丛中为狙击手搭建了射击台。在韦斯卡的另一边，攻势逐渐停止。无政府主义者损失惨重，未能完全切断杰卡那段道路。他们设法在靠近道路的两侧扎营，使道路处在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下，让敌人无法通车。但道路宽达一公里，法西斯军队早就修筑了一条地下通道——一条巨大的壕沟，大批卡车依然能够通过壕沟来来往往。据叛逃士兵说，韦斯卡有充足的军需品，但食品储存不多。然而韦斯卡就是久攻不下。也许，即使出动现有的装备落后的全部15000人马，要攻克这座城镇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在6月份，政府从马德里前线抽调军队，在韦斯卡周边集中三万兵力，并以大量飞机作掩护，结果还是未能攻下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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