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60个小时没有睡好觉，我累极了，心情也很坏。现在已近午夜了。楼下街垒的后面，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得满地都是。楼上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我们想把这里用做伤员包扎室，不用说，其实在我们大楼里既没见到过碘酒，也没到过绷带。我的妻子从旅馆里跑过来，准备充当护士之类的角色。我在沙发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馆（假如万一身亡）之前睡上半个小时。我记得，皮带上的手枪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难受。而且，我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突然醒来，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天色已经大亮，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自来水也没有被切断，除了零星的射击声外，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现了一种休战状态。射击声已经逐渐减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挤满了人。一些商店开始拉起百叶窗，市场被一大群吵吵闹闹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货摊上的物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车还没有运行。国民自卫队员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垒后面，两边加固的掩体并没撤除。人们到处奔波购买食品。你处处都能听得到同样的忧虑：“你认为它停了吗？你认为它还会再来吗？”“它”——战争——有如突发自然灾害、飓风或地震，正无情地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无力阻挡。果然，几乎不出所料——我原以为会停几个小时，可似乎只有几分钟——突然一阵来复枪声响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风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钢百叶窗哗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见了人影，街垒里的人们立即各就各位，“它”又开始了。
我带着一种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顶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入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按理说你应该感觉到你是个历史人物。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总会突出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形势做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顶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点休息和安逸；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顶上苦度时光。对面屋顶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坚守岗位，尽管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在旅馆里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门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间，渐渐出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怀疑气氛。受间谍癖感染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处游走，低声地嘀咕着某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个肥胖的俄国特工，正在逐一为难所有的外国难民，并花言巧语地解释说，整个事件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仔细观察一个其职业就是撒谎的人——如果你没算进新闻记者的话。在来复枪的嗒嗒射击声中，仍然在堵得严严实实的窗户背后模仿时髦旅馆的生活着实令人厌恶。
前面的餐厅在子弹穿过窗户、击毁柱子之后，已经停止使用，客人们挤进后面的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里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够。为数不多的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已参加总罢工——暂时脱下了他们的上浆衬衫，但仍以一种虚伪的方式上菜。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旅馆里已经多日没有面包供应，甚至连酒也是那么紧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喝那些年头越来越陈、价格也越来越高得离奇的酒。这里的战事结束后，食品依然继续短缺。接连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块不配面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没有任何饮料。这里，唯一丰富的食品就是柑橘。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量的柑橘卖到旅馆来。他们是一些体型健壮的人，身边总是带着一些妖艳俗气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衬衣的大个子搬运工。在往日，任何一个旅馆经理之类的小势利鬼，都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实际上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现在他们却很吃香，不像我们其他人，因为他们拥有一间面包房，谁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那儿讨购一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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