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阵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在拆除街垒，这一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建造一座街垒要比把这些石头放回去容易。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街垒被允许继续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战略要害。全国劳工联盟的大本营里，正在大规模搜查武器，尽管如此，我敢肯定，仍会有很多武器设法逃过收缴。《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头版几乎完全空白。加联社党的报纸不在审查之列，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马统工党。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隐蔽的法西斯组织，一副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卐标记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将这幅漫画贴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显，官方对巴塞罗那战争的看法已成定论，它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气氛，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沉重紧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指责，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难了。邮局又恢复运营了，于是外国各种不同宗派的共产党人报纸开始到达，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而且当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我知道，身在战争现场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真切地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对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极为惊诧，但他们自然还得坚持他们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并问我是否愿意站到国际纵队。
我感到相当惊讶。“你们的报纸在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我说，“当然，应该说我是一个政治嫌疑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果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我要离这种事远一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我要回旅馆，待在那儿什么地方也不去。”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但是不幸的是，这家旅馆处在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城区。（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是多么重要！）结果，这家旅馆遭到袭击，汤普生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进人满为患、没有栖身之地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八天。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回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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