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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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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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你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怀疑和仇恨气氛，恶毒的谎言和莫须有的传闻漫天飞扬，贴在布告栏中的海报公开地诋毁我，以及所有类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间谍。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停留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的门外，外面还游荡着一帮无事生非、到处找茬的政治无赖，其中也许会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缉”。这就有如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与一个德国人握手同样危险。我猜想，这位军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定我并不是所谓法西斯间谍，而且这样与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仍然乐意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相当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许多恶劣的境遇之中，你会经常从西班牙人身上见到类似的崇高品德的闪光点。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印象极差，但对西班牙人却没有坏印象。我记得，我仅对一位西班牙人发过两次火，而每当忆及此事，我都认为全是自己的错。毫无疑问，他们宽宏大量，品行高尚，但这些品质都并不真正属于二十世纪。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义也会采取一种相对宽松、能够让人接受得了的统治形式。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素质：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几天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时所发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实际上，当时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亲眼目睹，可是幸亏我没在现场，否则我会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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