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是我从未回去过，谁也不会真的回去。我从来没从抽屉里偷钱或是买了钓鲑鱼的线，或是试着去钓那些鲤鱼。几乎紧跟而来的时间里冒出来一些事，让我无法去做那些事，如果冒出来的不是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世事无常啊。
我当然知道，你会觉得那些鱼的个头是我夸张出来的。你很可能觉得不过是一般个头的鱼（就说是一英尺长的吧），却在我的记忆里越长越大。不是这样的，人们会就他钓到的鱼说谎，对钓到又脱了钩的鱼更是如此，可我从未钓到过其中一条，甚至没试过，我没有说谎的动机呀。我告诉你，它们真的是个大无比。
钓鱼！
在这儿，我要坦白一件事，要么两件吧。其一，回头看我这一辈子时，说老实话，别的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像钓鱼一样，让我心花怒放，别的任何事跟它相比都有点黯然失色。我不是想把自己说成对女人没兴趣的那种男人，我为追女人也花过不少时间，就算到了现在，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去追。然而，如果让我在得到一个女人——我指的是任何一个女人——和钓到一条十磅重的鲤鱼之间选择，肯定我每次都会选鲤鱼。另外我要坦白的是，从十六岁起，我就再也没钓过鱼了。
为什么？因为世事难料啊，因为在我们所过的日子里——我说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日子，而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所过的日子里——我们所做的，并非心里想做的，倒不是因为我们总在干活，即便是农场干活的或者犹太裁缝，也并不总是在干活，而是因为在我们体内，有种魔怪在把我们驱来赶去，永远不停去做愚蠢之事。干什么都有时间，就是没时间干值得一干的事情。想一样你真心喜欢做的一件事吧，再把你这辈子的确花到这上面的零碎时间一个一个钟头加起来。然后你再计算一下，看看你花在刮面、来回坐公共汽车、在火车换乘处等车、交流黄色故事、看报纸之类上的时间有多少吧。
十六岁之后，我再也没去钓过鱼，好像总是没时间。我在干活，我在追女孩儿，我穿上了我的第一双有扣的靴子，戴上了第一副高领圈（要戴上一九零九年时那种领圈，你的脖子得像长颈鹿的那样长），我在上推销员和会计课程的函授课以“长见识”。那些大鱼在宾非尔德大屋后面的池塘里畅游，除了我没人知道，它们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某天，也许是个银行休息日，我会再去那里钓它们。但我从来没回去过，除了这个，干别的什么都有时间。很奇怪的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惟一一次差点去钓成鱼，还是在打仗期间。
那是在一九一六年的秋天，就在我受伤前不久，我们从战壕里出来到了前线后面的一个村子。虽然才是九月，可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泥巴。跟往常一样，我们搞不清楚要在那儿待多久，然后又开往哪里。幸运的是，我们的指挥官身体有点不舒服，得了支气管炎什么的，他懒得赶着我们进行日常操练、着装检查、踢足球等等，据说这些活动能在远离前线时让部队保持士气。头一天，我们整天都懒懒散散地躺在谷仓里的糠包堆上，我们就驻扎在那里，并把绑腿上的泥巴剔掉。到了晚上，有几个伙计开始排队去光顾在村边一座房子里做生意的两个很不堪的婊子。那天早上，虽然离开村子属违反军令，但我还是成功地溜出来，在从前是田地，如今一片不堪入目的破地方转了转。那是个潮湿的早晨，有点儿像是冬天。不用说，周围全是打仗留下的残片破物，乱糟糟的，污秽不堪，比满布尸体的战场还糟糕，有被折断树枝的树木、填了一半的旧弹坑、罐头瓶、粪块、泥巴、野草和野草生长其间的一团团带刺铁丝网等等。你也知道离开前线时的感觉。关节僵硬，心里有点空荡荡的，不会再对任何事感兴趣的感觉。部分是恐惧和疲惫，但主要是厌倦。当时，谁都认为战争绝对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今天、明天或者后天，你会再赴前线，可能到了下星期，一发炮弹就会把你打成肉酱，但就算那样，也比没完没了的战争厌倦感要强。
我正顺着一间小屋边溜达时，碰到了我们连的一个伙计，我不记得他姓什么，只记得他外号叫诺比。他长得有点像吉普赛人，皮肤黝黑，低头垂肩，他那模样就算穿上军装，也能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怀里揣了两只偷来的兔子。他以前是个小贩，是个真正的伦敦佬，不过是那种部分要靠在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摘啤酒花、捉鸟、偷猎和偷水果等过日子的伦敦佬。他一看到我就跟我点头打招呼，他说话时，有种鬼鬼崇崇、不安好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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