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五年多时间里，这就是我——一个长着粉红色圆脸、鼻子有点扁平的机灵小伙子，头发是黄油色的（不再剪得短短，而是仔细抹了油往后抿着，以前被称为“溜光头”），在柜台后面来来去去。系着白围裙，耳朵后面夹枝铅笔，快如闪电地绑好一袋袋咖啡递给顾客，嘴里还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话里带着一点点伦敦腔。格里梅特老头儿让我们干活干得很辛苦，除了星期四和星期日，每天都要干十一个钟头的活，圣诞节那星期则是恶梦般的一星期。可是回头想一想，觉得那段日子也过得不错。别以为我没抱负，我知道我不会一辈子只当个售货员，我只是正在“学着做生意”而已。总有一天，不管怎样，我会有钱自己“开张”，那年头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记住，那是在战前，大衰退和政府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之前，谁都能在世界上一展身手，谁都能“开张做生意”，世界上总容得下再开一间铺子。时光如梭,一九零九，一九一零，一九一一年过去了。爱德华国王去世，报纸边上围着黑框；沃尔顿开了两间电影院；路上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开始有横贯全国的公共汽车服务；一架飞机——一个样子不大牢靠，不结实的玩意儿，一个人坐在中间为椅子状的东西上面——飞过下宾非尔德的天空，整个镇上的人从房子里冲出来向它喊叫；人们开始隐隐约约谈论那位德国皇帝越来越不可一世，“它（指的是跟德国的战争）马上就要来到”；我的工资慢慢涨了，直到最后在战争爆发前已经是二十八先令。我一星期给我妈十先令作为食宿费用，后来情况没那么好时，给我妈十五先令。尽管如此，我仍前所未有地感到富足。我又长高了一英寸，胡子开始冒出来，穿的是带扣子的靴子，领圈有三英寸高。星期天在教堂里，当我穿着我漂亮的深灰套装，把圆顶礼帽和狗皮手套放在旁边座位上时，我的样子都像是个不折不扣的上等人，我妈很难掩盖对我的自豪之情。在干活时和星期四“出外散步”的间隙，在想着衣服和女孩以外，我颇有抱负，想像自己成了像利华或者威廉姆·威特利那样的大亨。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为“长见识”狠下了一番功夫，力图在商界做出一番事业。我纠正了自己说话中漏掉“H”音的习惯，而且很大程度上改掉了我的伦敦腔。（在泰晤士河谷地区，农村方言正在消失，除了那些农场小伙子，一八绿细直纹短袖九零年以后出生的差不多每个人说话都带伦敦腔。）我学习了利特彭斯商业学院的函授课程，学习记账和商业英语，正儿八经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本满纸荒唐言的《推销的艺术》，提高了我的算术甚至还有书写水平。到十七岁时，我还会在卧室桌子的小油灯下急于练成一手好字而熬夜。有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通常是破案和探险小说，有时是在店里的伙计中间偷偷流传的平装书，被称为“热门”的。（是翻译过来的莫泊桑和保罗·德·考克作品）。但到了十八岁时，我突然变得趣味高雅，在郡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开始囫囵吞枣地读玛丽·克莱利、霍尔·凯恩、安东尼·霍普的书。也差不多在那时，我加入了由牧师组织的下宾非尔德读书小组，冬天时，每晚聚会一次进行“文学讨论”。在牧师的督促下，我读了点《芝麻与百合》，甚至还读了点勃朗宁的东西。
时光如梭，一九一零、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过去了，我爸的生意继续走着下坡路——并非一下子一落到底，却是在走着下坡路。乔离家出走后，我爸和我妈都变了个样，这件事发生在我去格里梅特杂货铺干活后不久。
乔那时十八岁，长成了一副丑陋的暴徒样，五大三粗的，比家里每个人都高。他肩膀很宽，头很大，脸色有点阴沉窝火的样子，胡须已经长得很浓。他要是没在乔治旅馆的酒吧间，就会在铺子的进口处晃悠，手深插在口袋里，眉头紧皱，盯着路过的人，像是要把人家揍趴下似的，除非那是个女孩。有人进铺子，他会往边上闪得刚好能让人家过去，手还插在口袋里，然后扭过头扯着嗓子喊道：“爸！买东西！”他帮的最大的忙顶多是那样。我爸和我妈曾经绝望地说他们“不知道该拿他咋办”。他还喝酒，抽烟一根接一根，花钱如流水。有天深夜他离家出走，从此便音信全无。他撬开放钱的抽屉，拿走了里面全部的钱，好在不多，八镑左右，但已经够坐轮船统舱去美国了。他一直想去美国，我认为他大概真的去了，虽然我们从来没确定过。这件事在镇上多少成了件丑闻。一致的说法是乔之所以跑掉，是因为他把一个女的肚子搞大了。那个女的叫莎莉·奇弗斯，跟西蒙斯一家住在一条街上。她快生小孩了，而乔肯定跟她睡过觉，不过跟她睡过的另外还有一打人之多，谁也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谁。我爸接受了关于小孩儿的说法，甚至私下以此来原谅他们“可怜的孩子”偷了八镑并跑掉的行为。他们没能明白乔之所以跑掉，是因为他受不了在乡下小镇上体面正派地过日子，他想过的是种游手好闲、打架和有女人的日子。我们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可能彻底堕落了，可能在战争中死掉了，也可能仅仅是他懒得写信而已。好在那个小孩生下来就没气，所以没让事情更复杂。至于乔偷了八镑钱的事，我爸和我妈直到他们去世都秘不告人。在他们眼里，这件事比莎莉·奇弗斯的小孩还要丢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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