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记得大教室的气味：一种墨水、灰尘加靴子的气味。校园里有一块当垫脚石用的石头，我们以前在上面磨小刀。学校对面的小面包店里卖一种切尔西小圆面包，比现在的切尔西小圆面包块头大了一倍，我们叫它“拉迪巴斯特”，价钱是半个便士。学校里别人做的事我一件也没拉下。我把我的名字刻在一张课桌上，并因此挨了一通藤条——这种事只要被逮到，总要被抽一顿，但是刻下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是个规矩。我曾把手指沾上墨水，咬指甲，用笔竿做飞镖，玩康克戏,传播黄色故事，学会了自着洗衣粉放在慰，起哄语文老师布娄厄老头儿，还把小威利·塞米恩欺负得晕头转向。威利·塞米恩的爸爸是个承办丧事的，他有点傻不愣登，跟他说什么他都信。我们最喜欢玩的恶作剧，就是要他去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都是老一套——半份面值为一便士的邮票、橡皮锤子、左手用的螺丝刀，一罐条纹漆等，可怜的威利每次都信以为真。有天下午我们算是开够了心：我们把他放进一个浴缸，叫他抓着把手把自己提起来。他最后进了精神病院，这个可怜的威利。但是，只有放假时才过得真正有意思。
那年头还有些好玩的事可做。冬天时，我们会去借一两只雪貂——我妈从来不允许乔和我在家里养，她称之为“恶心人的臭东西”——然后一个挨一个农场去问能不能让我们进田里捉老鼠。有时候他们让，有时候叫我们快点滚蛋，还说我们比老鼠还要麻烦几分。深冬时，人们用脱粒机打粮食时，我们会跟着机器帮忙把老鼠打死。有年冬天，肯定是一九零八年，泰晤士河泛滥并结上了冰，结果我们溜了几星期的冰，哈里·巴恩斯在冰上把锁骨摔骨折了。早春，我们用灌了铅的木棍找松鼠打，后来就是掏鸟窝。我们当时的理论是小鸟不会数数，只需要留下一只鸟蛋就行了，可那时的我们是残忍的小野人，有时候我们干脆把鸟窝捅下来，然后把鸟蛋或者小鸟踩烂。癞蛤蟆产卵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玩法。我们逮到癞蛤蟆后，把自行车打气筒的气嘴从它屁股那头塞进去打气，直到把它打爆为止。男孩儿就是那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夏天时，我们会骑自行车到伯福德坝上去洗澡。锡德·拉夫格鲁夫的堂弟沃利淹死是在一九零六年，他被缠在水底的水草里，用拉钩把他捞上水面后，他的脸色是乌青的。
然而什么都比不上钓鱼。我们去了布鲁厄老头儿的池塘很多次，钓到了小鲤鱼和丁鱥，有次钓到一条吱吱叫的泥鳅。另外还有几个给牛饮水的池塘，星期六下午我们走路就能走到。不过在有了自行车后，我们开始去伯福德坝下面的泰晤士河里钓鱼，好像那样跟在饮牛池塘里相比，是长大后干的事。那里没有农场主来赶我们，而且泰晤士河里有特大个的鱼——可是据我所知，没听说有谁钓上来过。
我对钓鱼的感觉很奇怪——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真的。我不能自称钓客，我这辈子还从来没钓到过二英尺长的鱼，而且有三十年时间，我没有再握过鱼竿。然而我回头想起我的八岁到十五岁这段时光时，好像都是围绕着去钓鱼的日子，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我现在还记得每天钓鱼的日子，还有每一条钓到的鱼。我要是闭了眼睛去想，没有一个饮牛池塘或是回水处的样子我记不起来。我能写一本关于钓鱼技术的书。还是小孩儿时，我们用不起什么钓具，太贵了，而且我们一星期三个便士（这是那年头我们的零花钱）的绝大部分都去买糖果和“拉迪巴斯特”了。很小的小孩儿一般用弯大头针钓鱼，因为钝，所以没多大用。把一根缝衣针放在蜡烛火上烧，然后用一对钳子弯成的鱼钩倒很好用（当然没倒刺）。那些农场上的小伙子会用马毛编线，几乎跟羊肠线一样好用。单用一根马毛也能钓上来小鱼。后来，我们有了两先令一根的鱼竿，甚至有了各种鱼线卷。天哪，我往华莱士铺子的橱窗里盯着看可不是有多少个钟头！甚至那几把点四一零口径的枪和娱乐用手，现在应该把枪也比不上钓具能让我兴奋异常。我拣到过一本嘎梅治的商品目录——我想应该是从垃圾堆里拣的，我把它研究得就好像它是《圣经》！甚至到现在，我还能告诉你所有关于蚕肠线钓丝替代品、加固鱼线、利么里克钓钩、木鱼槌、取钩器、诺丁汉鱼线的所有详细说明，还有天晓得多少别的技术细节。
然后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各种鱼饵。我们家的铺子里总有足够的黄粉虫，用着不错，但还不是特别好。绿头大苍蝇的蛆更好，不过那要向卖肉的格拉威特老头儿求上一求才行。我们一伙经常是用抓阄或点兵点将的办法决定谁去开口，因为格拉威特对这种事一贯是一点儿也不随和。他是个个子高、脸上疙疙瘩瘩的老头儿，说话声音就像看家猛狗一样，他叫起来时——他经常那样对小孩儿叫——他蓝围裙上的刀啊铁器什么的丁当作响。被选中的人进去时，手里拿一个空的糖浆罐，四处晃悠着，直等到顾客都走后才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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