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操心乔的事，让我爸老了很多。走了乔无非是少了点损失，但这件事刺痛了他，让他觉得面上无光。从那时起，他的胡子变得越来越灰白，个子似乎变得更矮。可能我记忆里他的样子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头发灰白的小个子，圆脸，线条分明，一脸忧愁，戴着灰蒙蒙的眼镜。渐渐地，他越来越专注于担心钱的事，越来越不关心别的事。他比过去少谈论政治和星期天报纸了，说的更多的，是生意不好的事。我妈好像也缩小了一点。在我童年时，我记得的她身躯巨大，衣服撑得鼓鼓的。她有过黄色头发、满面笑容和十分丰满的胸脯，那让她看上去像是个战舰船头的饰像。可那时的她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忧虑，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老。在厨房里，她也没有像过去那样舍得花钱了，吃羊颈肉的次数多了起来，操心煤的价格，开始用人造黄油，而以前她从来不让那种东西进家里。乔走了后，我爸没办法又雇了个跑腿的，然而从那时起，他雇男孩儿的岁数都很小，而且每个只雇一两年，那些男孩也拿不动重物。我在家时偶尔会帮他一把，可我太自私了，没能经常帮他。我还记得他背着大袋子艰难走过院子的样子：他的身子弯得很厉害，巨大的袋子几乎把他完全遮住，他就像背着壳的蜗牛。我想那些个大无比的大包重达一百五十磅，压得他的脖子和肩膀几乎贴到了地上；他那张忧虑的、戴着眼镜的脸从下往上看着。一九一一年，他把自己累垮了，只能住了几星期的医院，还为铺子请了位临时管事，这又让他的老本儿蚀掉了一块。看着一个小铺主一步步衰败下去令人目不忍睹，但它并非突如其来，也不像干活的人被炒掉，马上要靠救济那样明显，只是生意一步步衰败下来，不很明显地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损失几个先令，好的时候不过是赚几个便士。有个多年的老顾客突然不来了，而是改去撒拉辛斯买东西；有人买了一打母鸡，这样每星期都要来买点喂鸡谷。还可以撑下去，还是“自己当家”，但总是操心事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艰难，而且本钱一直在缩水。可以几年就这个样，命好的话会是一辈子。伊齐其尔叔叔一九一一年去世，留下了一百二十镑，这对我爸来说肯定意义非同小可。直到一九一三年，他才把抵押了他的寿险保险单，我当时没听说，听说的话，就会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那时我所想的不超过意识到我爸“干得不太好”，生意“难做”，到我有钱来“开张”，还得等更长一段时间等等。跟我爸一样，我把铺子看成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对他没能把铺子经营好，我还有点想埋怨他。他正慢慢被打垮，他的生意永远不会再有起色，他要是能活到七十岁，无疑会进济贫院。而这些我没能看到，我爸也不能，谁都不能。很多次，在经过市场上的撒拉辛斯商店时，我心里只是想着拿我爸那灰蒙蒙的老铺子橱窗跟人家那光鲜的橱窗门面相比，我更喜欢后者。我们家铺子橱窗上的“Ｓ·保灵”字样几乎难以认出，白色字母已经剥落，鸟饲料袋子也退了色。我从来没想过撒拉辛斯正在像绦虫一样把他生吃了。有时，我经常给他重复一些我在函授课本上读到的东西，他总心不在焉。他继承的是个开张多年的营生，他总是辛苦干活，公平交易，保证货物质量，一切很快就会好转。事实上，那年头没有几个铺主真的最终进了济贫院。幸运的话，死时还会有几镑钱。这是场死神和破产之间的比赛。感谢上帝，死神先接走了我爸，然后是我妈。
一九一一，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过去了。我告诉你，活在那年头不错。一九一二年底，在牧师组织的读书小组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爱尔西·华特斯。直到那时，我还像镇上所有男孩一样，会去找女孩，偶尔能跟某个搭上线，在几个星期天下午出去“处对象”。我从来没有真正有过自己的女孩，十六岁左右就追女孩是件感觉古怪的事。在镇上那些约定俗成的地方，男孩一对对来回溜达着看女孩，女孩也是一对对来回溜达，装着没在看男孩。不久就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但不是一对对，而是四个人一块儿溜达，四个人都哑口无言。那些散步的主要特点——第二次单独跟一个女孩儿一起出去时更是如此——是不知如何开口的难堪劲儿。然而跟爱尔西·沃特斯在一起好像不一样，其中的事实是，我正在迈向成的短袖，单件人。
我不想讲述我和爱尔西·沃特斯的事，就算有什么好讲的，我也不想。她无非是场景的一部分，“战前”的一部分。在战前，总是夏天——这是幻觉，前边我已经说过，但在我记忆里的确是那样。栗子树间延伸向远方的白色土路，晚紫罗兰的气味，柳树底下的绿色池塘，伯福德坝上的溅水声——我闭上眼回想“战前”时，看到的就是那些，而在将到结尾时，爱尔西·沃特斯占据了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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