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还有令人感伤的馈赠物：垮掉的身体。西班牙的医生曾经对奥威尔声带的预测是悲观的，但最终却基本恢复。其实，他的真正问题无关乎那颗由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奥威尔长大成人后——他从缅甸回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比如，34岁时，他已得过四次肺炎，——这在当时无抗生素的时代是相当严重的，危险的——此外，他还得过登革热病，被迫从东方返回。那时每个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阿拉贡前线凛冽的凌晨，潮湿的战壕，使他原本虚弱的病体更加糟糕。从西班牙回来的那段时间，他病倒又长达数月，客观公正地说，从此他的身体状况直线下滑，直至早逝。除了他的肺部疾病，奥威尔和艾琳还面临着经济的艰难困苦。生活拮据——奥威尔的收入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一星期大概不会超过2英镑——奥威尔生病使得经济上更加窘迫。他们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日。记得英国有一年冬天，奇冷无比，为了防止奥威尔的肺部免受侵袭，他们打算到北非的摩洛哥疗养，多亏了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们才得以成行。那时，奥威尔的写作生涯处于低谷，作品销售一直不太理想，与出版商还有点摩擦。不满失意的情绪从奥威尔个人言辞流露出来。健康不佳，写作上的挫折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层层乌云都统统压在他的心头。他曾忧郁地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暗示：他们还真不如卷起铺盖卷去集中营生活呢。
西班牙无处不在——在他评论的书中〔西班牙的文学浪潮到20世纪30年代才慢慢平息下来〕；在他寄出的为政治嫌疑朋友辩护的信函中；在他撰写的澄清英国新闻界误传的事实的文章中。可以推断出，对于西班牙内战新闻报道，奥威尔的立场观点不是主流的，不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英国大多数主流报纸或多或少支持佛朗哥。在少数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少数报刊中，的确有一些始终保持客观报道的风格。〔首当推崇的是曼彻斯特卫报，奥威尔对其编辑赞赏有加〕其他的报刊，特别是每日工报，盲目听从英国共产党总部国王街的路线方针。与奥威尔唱反调的可称为强硬的“左派”也有不同的形式。非联盟工人党的左翼分子曾在西班牙作战，他们个人未必对奥威尔存有敌意。他们不否认巴塞罗那的暴行在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认为奥威尔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基本就是肯尼思·辛克莱·劳特对他的控告。奥威尔确实认为支配人民战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怀疑敌视态度为他了解共产主义者罩上了层层乌云。他不承认马克思联盟工人党代表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他也不承认西班牙共和国真正的外来敌人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势力均衡时，当时只有苏联的扶持帮助才能使共和制的西班牙继续存在下去。后来弗兰克·弗兰克福特讲道，共产党并未“出卖”西班牙革命，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革命充满生机。因此，对于任何久经沙场的一个国际分队的老兵来说，奥威尔急于揭露巴塞罗那大街小巷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指责苏联干涉西班牙的充足理由。“我认为他对共产党反感不是他向西班牙共和国泼污的理由，”一个老兵诉说道。应该指出，这些是曾在西班牙战斗过的人们的观点。他们清楚地明白战争进行时的复杂局面，对于奥威尔强调1937年早期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出现的混乱，他们认为完全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评论奥威尔。他们并未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们的结论在于服务于更为狭隘的意识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为责备苏联进行开脱。比如，下面是雷蒙·威廉斯于1971年所写的研究“现代大师”奥威尔的一段摘录：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革命——主要是工联主义但也有联盟工人党参加——与一场殊死的战争不相干的。当时及事后，还有一些人甚至更过分，把革命说成对战争继续进行所采取的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而只有少数人认为共和军主力采取的革命镇压是一种与苏维埃政策有关的权力政治。
这篇摘录后的30年，威廉斯已过世，他耕耘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史料的编纂研究已成为历史尘埃。正如克里斯多弗·希钦在他著名的无情剖析奥威尔《奥威尔的胜利》一书中指出，威廉斯的论断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怀疑。这可能带来这样的疑问：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是谁？当然，“镇压”是一种方式，用来描述巴塞罗那街上苏联指挥下的敢死队，大规模监禁，非法审判和当场处决等的存在。现在出现了“与苏联政策有些关系”的温和论调，好像1937年初夏西班牙发生的一切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微弱的附带的关系。在威廉斯的辩辞中，可以说，当代对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的误传是阴险的。《通向威根堤之路》的评论中曾有一、两次小的冲突，而一场在奥威尔与没有东山再起的斯大林“左派”之间的真正斗争于1937年初夏就拉开了序幕。他们在一些历来享有盛名英国文学杂志上甚至之外展开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唇枪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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