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霍华德《献给那些投入西班牙内战的人：1937》，首次发表于《世界诗人保卫西班牙人民》6号诗集
1936年最后的几天里，——可能是12月23日启程——奥威尔经由巴黎来到西班牙。这是他7年来首次来到这个城市，而且，特别要去蒙特巴拉那斯市的亨利·米勒的工作室一趟。米勒是个作家，是3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让奥威尔感到头疼的人。仅几个月前，奥威尔写了一封信感谢他送给自己的第2本小说《黑色春天》的副本：奥威尔“非常喜欢其中一部分”但又担心它无法引起像《北回归线》一样的反响。3年以后，米勒来为自己最成功的随笔之一《在鲸的体内》做推广。圣诞节后大概一天左右，这个高个、瘦削的英国人就来了，他的朋友艾尔弗雷德·佩尔斯对此做了记录，并对他和奥威尔的这次会面做了极有深度的描述。谈话内容本身保留的不多，但在会谈期间，奥威尔向米勒坦言，在缅甸警察局的那段经历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米勒从之前奥威尔长长的自传性质的来信中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但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经历过这么多波折后，奥威尔仍然选择继续面对更多的苦难。相比于死亡，他难道不是更习惯于生存吗？奥威尔对此非常“认真而谦逊”地回答，身处一个非常时代，人往往是不会想到如何避免牺牲的。米勒对此极为感动，尽管自己是一个极端的寂静主义者[thearchquietist：寂静主义尤指一种17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教派，主张清心寡欲——译者注]，他也嘲笑奥威尔的“着装”（实际上就像奥威尔所说的，这服装来自查林十字街），穿着灯心绒外套，这是为共和国战争作的贡献。佩尔斯也注意到，米勒善意地避免了提及奥威尔为佛朗哥而战。看着两个人的交谈，佩尔斯明显感受到了两人个性、特征的强烈反差，米勒有着“半东方式的冷静超然”，奥威尔则是“坚韧、达观、有政治头脑，试图努力改造整个世界”。巴黎的这次逗留也因另一个小插曲而值得纪念。后来，奥威尔为《论坛报》读者记录下来的这段充满愧疚的遭遇。当时，由于弄错了地址，奥威尔叫的出租车把他拉到了几百英尺以外的地方。那个司机非常气急败坏，接下来两人的争论演变成相互叫嚣和谩骂。当时，奥威尔非常生气，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感谢这个司机让他看到的一幕场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刚穿过巴黎大街，500英里之外一场阶级斗争正上演得如火如荼。他乘火车向南穿越西班牙边界，一路上被田里劳作的农民起身行反法西斯礼的景象所震撼。
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的这段经历在奥威尔一生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相比于他和露宿在堤岸旁的流浪者一起，与无业游民一道，相比于在缅甸理想破灭的感觉，这段经历更强烈地使他意识到自己最想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段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前几次经历中形成并发展自身价值所需的环境——激烈的、令人目眩神迷而又难以忘怀的环境。这一点，不仅从他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评论和文章以及返回之后的情况中显而易见，而且也清楚地表现在那些目睹他参战朋友的回忆中。理查德·里斯曾写道，自己是在奥威尔去西班牙那一刻，才意识到他的伟大。奥威尔在年底前两、三天来到了巴塞罗那，因为之前的光荣经历，奥威尔的这次到来也颇具滑稽的一面。珍妮·李还记得是在一个饭店大厅见到他的，当时，她正和朋友坐在一起，奥威尔肩上搭着靴子，正找报名参军的地方。开始她还怀疑奥威尔可能没有证明，但是，奥威尔的靴子使她改变了主意，这双靴子这么大（他穿12码），至少在西班牙是很难找到的。奥威尔来到英国独立公党在巴塞罗那驻处约翰·麦克奈尔面前。起初，麦克奈尔也对这个高高的、有着公学教育背景、说话慢慢吞吞带着上流阶层口音的人有所提防，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竟然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奥威尔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创作动机，想写关于西班牙战况的东西用以激励英国的工人阶级。他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加入共和国民兵部队。事情还在处理当中，麦克奈尔派来了一位加泰罗尼亚记者维克托·阿尔巴，负责陪同奥威尔在市里四处转转。阿尔巴是个热情的年轻人，他带着奥威尔做了一次“颇具1936年风情的观光”，重点参观了6个月前发生暴乱的街道，但阿尔巴好像并没有引起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游客太大的兴趣。奥威尔似乎只是一个不耐烦的记者，说话声音不高，完全沉浸于自我，对于将要进行考察的这个国家缺乏了解。阿尔巴在墨西哥流亡时读到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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