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对伊顿的批评就不那么过火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证，那就是，奥威尔在33岁的时候就把希腊字母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可能会这样认为，奥威尔后来对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气十足的唯美主义者和思想左倾的文人同性恋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学生时代就已经扎下根了。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他与伊顿的文学社团没有任何联系。在奥威尔离开伊顿之后不久，伊顿文学社团的中坚人物是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莱恩·霍华德，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出版《伊顿烛光》，这是一份只出了一期、十分激进的文集，但是，其中浮华炫耀的脂粉气似乎并没有躲过奥威尔的眼睛。阿克顿和霍华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们给大多数伊顿学生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追根溯源，《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对30年代文学圈子里的“有钱的年轻野兽们”的攻击可能盖出于此。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奥威尔对伊顿的态度，有时候就爆发出一种过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学校毕业的年轻朋友回忆说，在40年代，他与奥威尔就私立学校制度可能会终止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交谈，当他说到他希望私立学校死亡时，奥威尔的脸上有一种“欣喜”的表情。理查德·里斯在侏罗突发的一阵面部痛苦的表情无意中泄漏了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伊顿学生俚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奥威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伊顿了。奥威尔在1948年为《观察家》撰写的最后一篇书评的文章是《B.W.希尔的伊顿杂录》。并不喜欢伊顿的艾弗·布朗委托别人写了一篇文章，主观臆断奥威尔会赞同他对伊顿的憎恨，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奥威尔回应了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评变得温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赞扬所替代，“伊顿有着宽容的、文明的氛围，让每个学生都有发展个人才能的公平机会”。在奥威尔生命的晚期，戴维·阿斯特问他是否考虑将自己的儿子送往伊顿读书，他只是抱怨了伊顿的校服式样——“学生穿着它像个儍瓜”，而奥威尔对伊顿给予他从事自己喜欢事业的机会、自由呼吸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深表感激，给阿斯特留下了经久不可磨灭的印象。另外，他还认为，那些次要的私立学校步履维艰，要做更大的努力。
还留下一些有关埃里克最后一学期的零星资料。10月份的公开朗诵是伊顿教学日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选出来的学生要面对其他的学生和家长朗诵文学作品，埃里克朗诵了斯蒂文森［St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19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等——译者注］的《自杀俱乐部》。《伊顿年鉴》赞许说，“文明用语的语言技巧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语的平稳和不带感情的冷静语调使得故事效果突现，自然而然大获成功。”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里克和一个名叫约翰·海盖特（此人后来臭名昭著，因为他与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英国上层社会的流弊，著作有长篇小说《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旧地重游》和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誉之剑》三部曲等。奥尔德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乔治·奥威尔被认为是“反面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人物——译者注］的第一任妻子私奔了）的学生一起代表最高年级的学生充当校长西里尔·阿林顿鞭笞犯错误学生时的“监督生”。海盖特把这件事情写入了有关伊顿的小说《体面人》之中，只是把“监督生”的人数减至一人。安东尼·鲍威尔对这两个人都很熟悉，据他所说，奥威尔对这样的描述十分生气，他原先是“怀着敬畏”拿出笞杖，“痛苦却尊严地”假装望着窗外，觉察到了受笞学生的嗤笑。1921年11月29日，伊顿公学里的资助生与非资助生之间举行了一场对墙踢球的比赛，埃里克作了在伊顿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在这种比赛中，通常是由“触地”得分的。正如在橄榄球比赛中，首先要使球“触地”，然后使球触地的一方才可以努力射进门而得分。要使球触地，必须把球扔出，撞击在球门柱上或者撞击在场边一棵标明可以撞击的树上。所以，得分可谓难于上青天。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埃里克做到了，他把球猛掷给朗登，朗登把球投进了门。毋庸置疑，这件事情发生在埃里克身上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他在学校生活中的正式场合里的稀有成功或多或少地要胜过其表面现象。3周后，埃里克收拾行囊，向朋友们告别，把一本罗伯特·瑟维斯著作《一个见异思迁者的韵文》作为分手礼物送给瓦格纳，永远地离开了伊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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