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奥威尔本人可能不愿意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但他确实是属于帕索思所说的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之中的一个。如果说当时到巴黎是到了欢乐的所在，那么当时的作家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如果细细回顾2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你会惊讶当时居然有那么多的渠道提供给原创的作品。比如伦敦就有6家早报和晚报，还有许多一般的“文学”杂志，像《伦敦约翰周刊》，《伦敦信使》还有《皇室》与《半球》，这些杂志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艾里克·沃曾经说，一篇短篇小说，写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寻常的修养），都不会找到地方发表。奥威尔那时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居然连一篇小说都没有被看中。但是，他父亲指责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虚掷光阴是冤枉他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很勤奋努力。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后来的《在缅甸的日子里》的雏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奥威尔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绝函之后被毁掉了，此外有一些关于他这期间的几篇短篇小说的记载保存了下来，还有一沓报刊文章，而这些可能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在奥威尔自己看来他是什么样的作家呢？根据他在1929年提交给一家报刊联合会代理处的材料的标题，他倾向于成为萨默塞特·毛姆和沃尔特·德·拉·梅尔里所称颂的沉静的“乔治亚主义者”。麦克卢尔代理处驻伦敦的代表L.I.贝利签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说：《海神》（贝利觉得这篇小说不成熟，包含了太多关于性的内容），《瓜分皇冠》（描述过多）还有《戴儿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关于性的内容还是太多了）。尽管没有办法称颂或者神圣化这些选题及其处理手法，每一篇听起来倒都代表了当时杂志青睐的文章类型。
运气渐渐好了起来，为报刊杂志写作顺利了一些。实际上，他差不多在巴黎呆了6个月才得以发表署上自己名字的文章，在《世界》，法国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杂志（不是同名的一个发行量很大的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英格兰的书报审查制度》的文章。这篇文章选材传统，讲述了古老的英国为了读者而对具有煽动效应的文学进行封杀，可是读者眼里的英国“道德”早已经是可怕的东西了。这篇文章大肆讥讽了这一行为的荒谬，同时，这篇文章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指出了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的崛起。奥威尔指出，早在18世纪费尔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时代，英国就已经产生了清教徒的中产阶级，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防止《汤姆·琼斯》的问世。一个世纪之后，当这个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审查制度已经深深地扎了根。在初次成功之后，奥威尔很快又在英国期刊上露脸了。他在一份名为《G.K.周刊》的期刊上就“微型小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质疑了法国的一份名为《埃米斯人》的报纸，该报是由百万富翁柯蒂经营的，该报巨大的销售量使得奥威尔在此后的20年间不得不定期地予以关注。《埃米斯人》无疑是很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却极端右倾。奥威尔总结说，即便你的观点没法同时下大众的看法一致，可是除了表述时下流行的看法还能做什么呢？为什么英国就没有自己的便宜的报纸呢？那些买报纸的“可怜虫”至少尚有几文钱。
如果让具有现代理念的编辑来审视奥威尔在《G.K.周刊》和《世界》上发表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说“极具思想性”：通过透视原先的一个主题来揭示更广阔的历史意义。在1928年12月和1929年1月奥威尔在《文明进程》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他直接采用了一些关于伦敦的素材。《英国城市进程：英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包含了三篇文章：《失业》、《流浪汉的一天》还有《伦敦乞丐》。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奥威尔原文的翻译稿，而且还是根据当时法国报刊文章的格式写作的（单行分段，句末用感叹号），文中对于细节的描写入木三分，引人注目。《文明进程》给E.A.布莱尔这位新投稿人开出的稿费是每篇文章235法郎，也就是两英镑少一点，相对于当时的生活水准这个数目并不多，但是，在一个一份汤只要花上四分之一便士的城市里，这样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4个月以后，奥威尔又给该报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很多的想法为后来的《在缅甸的日子里》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此外奥威尔又给《世界》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约翰·高尔斯华绥的，通篇用一种发号施令的口吻写成（许多的“我们应该注意”），但是指出了高尔斯华绥作品中的一系列矛盾——有钱人和穷人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敏感和愚钝的。当时，高龄的高尔斯华绥距离他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巅峰时期已经有20多年了，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奥威尔选择这样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和桂冠诗人的得主作为这篇报刊文章的写作对象，显示了奥威尔日臻成熟起来的文学品味，揭示了他自认自己属于的文化圈子的情况。伊夫林·沃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关于弗班克的；西里尔·康诺利当时忙于赞颂当时最新的先锋派小说，而奥威尔这一时期的职业发展，则是关注《福尔赛世家》的作者（高尔斯华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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