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的这段经历在奥威尔一生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相比于他和露宿在堤岸旁的流浪者一起，与无业游民一道，相比于在缅甸理想破灭的感觉，这段经历更强烈地使他意识到自己最想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段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前几次经历中形成并发展自身价值所需的环境——激烈的、令人目眩神迷而又难以忘怀的环境。这一点，不仅从他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评论和文章以及返回之后的情况中显而易见，而且也清楚地表现在那些目睹他参战朋友的回忆中。理查德·里斯曾写道，自己是在奥威尔去西班牙那一刻，才意识到他的伟大。奥威尔在年底前两、三天来到了巴塞罗那，因为之前的光荣经历，奥威尔的这次到来也颇具滑稽的一面。珍妮·李还记得是在一个饭店大厅见到他的，当时，她正和朋友坐在一起，奥威尔肩上搭着靴子，正找报名参军的地方。开始她还怀疑奥威尔可能没有证明，但是，奥威尔的靴子使她改变了主意，这双靴子这么大（他穿12码），至少在西班牙是很难找到的。奥威尔来到英国独立公党在巴塞罗那驻处约翰·麦克奈尔面前。起初，麦克奈尔也对这个高高的、有着公学教育背景、说话慢慢吞吞带着上流阶层口音的人有所提防，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竟然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奥威尔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创作动机，想写关于西班牙战况的东西用以激励英国的工人阶级。他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加入共和国民兵部队。事情还在处理当中，麦克奈尔派来了一位加泰罗尼亚记者维克托·阿尔巴，负责陪同奥威尔在市里四处转转。阿尔巴是个热情的年轻人，他带着奥威尔做了一次“颇具1936年风情的观光”，重点参观了6个月前发生暴乱的街道，但阿尔巴好像并没有引起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游客太大的兴趣。奥威尔似乎只是一个不耐烦的记者，说话声音不高，完全沉浸于自我，对于将要进行考察的这个国家缺乏了解。阿尔巴在墨西哥流亡时读到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奥威尔发现，巴塞罗那到处都是外国人。到目前这个阶段，西班牙战争已经演变成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所激发出的情感在第2年秋天出版于《左翼评论》小册子中南希·丘纳德主编的合集《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中可见一斑。在148个作者当中，绝大多数站在政府一边，而只有5个——其中有埃德蒙·布伦登以及伊夫林·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支持佛朗哥的。（最后加入的声音来自乔治·萧伯纳，这只能作为“未分类”的那种了，他认为“在西班牙，右翼起来反抗之前，左右两派轮流执政表现都不光彩，因而也谈不上谁更不称职……”。）一般的论调则是来自布赖恩·霍华德的一段表述，他是20年代唯美主义者，近来似乎极富政治觉悟：“一个民族，几乎一半的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如今他们正起来反抗最无耻、最反动的财阀统治，为了生存为了自由而斗争……对反动统治我深感义愤，愿以满腔的热忱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奥威尔后来对于西班牙局势有了足够的认识，因而对《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一书的召集人极度蔑视，但是，这些作品又反映出亲共和党人的内心情感，荒唐地派成千上万的年轻志愿者远离西班牙为共产主义国际分队而战。肯尼思·辛克莱劳特，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剑桥毕业生，他于1936年秋随一个医疗救助机构来到西班牙，他还记得被当时局势所激发的那股热情。“西班牙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我所有其他的忠诚、孝敬父母、完成学业、在伦敦的生活……一切都消失在地平线下。”为了“左”派，西班牙——在当时以及接下来的10年中——都成为人们是否甘于“奉献”的试金石。特里斯，一个好心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吃人是不对的》（1959）一书作者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教授，他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种带喜剧色彩的误解毁掉了。年轻人结束了对所有自由主义事业的同情使他留在了英国。
正像30年后的越南，西班牙有能力从社会各个层面激起公众的舆论。与此同时，这些分支也决非十分准确。1936年末待在伦敦，辛克莱劳特转到了国际分队，他对当时自己出现在极度保守主义的初级宪章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出现任何敌意而感到惊讶。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然而，人们会把西班牙战争设想成——一场民主的抵抗，一次在强权政治时代民族自主的测试，一次社会革命的机遇——然而，危险的方面却很少能被明确。奥威尔向安东尼·鲍威尔承认，本土西班牙人参战的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居住在西班牙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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