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她打开瓶塞，就在她把棉花浸湿，要敷在伤口处时，我闻到了那么浓烈的乙醚气味，是我从小就那么熟悉的气味。我把蓝色的瓶子放入我的口袋里，但是，这气味却依然在我们周围缭绕。这气味充溢在我们经常歇息的里昂车站一带的旅馆房间内。这是在她回自己的家之前，不然，就是晚上将近九点钟，她来同我见面时。这些旅馆的服务台并不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件。由于临近火车站，来往的人太多了。顾客们在房间里逗留的时间不会很长，火车很快又要把他们带走。昏暗的地方。有人递给我们一张登记卡，我们必须在上面写上我们的姓名和地址，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核实这些姓名和地址是否与这些人的护照或身份证相符。总是由我为我们俩填写卡片。我就写上不同的姓名和地址??然而，我同时把这些姓名和地址记录在记事本里，以便下一次变换姓名。我希望把有关我们的线索和出生日期都弄混，因为我们俩还是未成年人。去年，我在一个旧票夹里发现了这页纸，当时我把我们的假身份列成清单写在上面。
乔治·阿卡德：巴黎9区，拉罗什福科路28号。
伊薇特·丹迪亚克：洛吉埃路75号。
安德列·加比颂：马德里，若热·胡安街17号。
让一莫里斯·热德林斯基和玛丽一若斯·瓦思：比亚里兹，卡萨·蒙塔尔沃区。
雅克·皮什：柏林，施特格里兹，奥尔朗街2号。
帕特里克·德·泰鲁阿纳：尼斯，伯辽兹路2l号。
苏兹·克莱：阿姆斯特丹，维择尔街98号??
有人告诉我，每家旅馆都会把这些登记卡转交给毒品搜查组。那儿，他们把这些登记卡按字母顺序排列。据说，以后他们就把这些卡片销毁掉，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登记卡依然原封不动地躺在柜子里。
某个晚上，一名退休的警察，闲得无聊，为打发时间翻阅所有这些老掉牙的资料，偶尔发现了安德列·加比颂或玛丽一若斯·瓦思的登记卡。他暗自思量，为什么三十多年来，这些人总是不住在原地，或地址不详。他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教授钢琴课。
在我们相见的里昂车站一带的旅馆房间里，我注意到，那儿留下了消极防卫时期的黑色窗帘，然而，那已是战后时期。人们听见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砰然作响的关门声，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房间隔墙那头，整夜都有人在说话，嘹亮的嗓音是旅行推销员的说话声，正在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的生意。楼梯上传来了提着行李的人的沉重的脚步声。然而，尽管人声鼎沸，我们俩终于到达她曾跟我谈起的那恬静、安谧的境界，在那儿，空气是那么清新。过了一会儿以后，我感到，从那时起，只有我们俩住在旅馆里，旅馆的客人都已离去。
他们到对面的火车站去乘火车。四周是如此安静，以至我竞以为，置身于靠近被大雪隐没的边境线上一个外省都市的小车站。
10
我记得，撞车以后，在米拉波诊所，我蓦地惊醒，而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寻找床头灯的开关。于是，在过于强烈的灯光下，我认出了白色的墙，玻璃窗户。我尽力重新人睡，可是，尽管我睡意浓重，却又辗转难眠。整整一夜，隔墙后都有人在说话。一个名字不停地被提到，由不同语调的声音说出：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早上，我才明白我夜里做梦了。只有这个名字：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是真实的，因为，在市立医院，当身穿白大褂那个家伙问我们俩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亲耳听见从她嘴里说出了这个名字。
有一天晚上，在奥利南机场，我正在等候从摩洛哥回来的朋友。飞机误点了。已经十点多了。通往进港口门的大厅几乎空寂无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中的真空地带。突然，我听见机场里一个无形的声音重复了三次：“在624号登机门，有人找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我顺着大厅跑了起来。我不知道三十年来她变成什么样子，但岁月已不再重要。我有一种错觉，以为那儿可能还有一个登机门。极少的几位乘客出现在624号门。门前，有一名穿着深色制服的男子在站岗。他语气生硬地问我：“您有票吗?”
“我找个人??刚才广播??雅克琳娜‘博塞尔让??”
最后几位乘客走了。他耸耸肩，说道：“先生，那个人大概早就登机了。”
我又说了一遍：“您肯定吗?雅克琳娜·博塞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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