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看见房间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我面前是白色的天花板和窗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玻璃窗洞，在它右边，有一根树枝在摇曳。玻璃后面是蓝蓝的天空，天空蓝得如此纯净，我想象外面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某个山区旅馆。当我能够站起身走近窗户时，我将会发现窗户朝向一片雪地，也许是滑雪道的出发点。我不再随着河水漂流，可是，我在雪上滑行，在一道永无止境的平缓的斜坡上滑行，我呼吸的空气中有一股乙醚的凉意。
房间显得比昨晚市立医院的那间更大，尤其是，在候诊室以后把我们带进去的这种斗室里，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玻璃窗洞，哪怕一个小小的窗户也没有。
我转过头去。没有行军床，这里，除了我，没有别人。
想必把我隔壁的房间给了她，我很快就会有她的消息的。我怕他，那个会把我们俩用手铐铐在一起的棕色头发的壮汉，大概也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是名警察，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向他说明情况。他可以向我提所有他想问的问题，询问持续好几个小时，我不再有什么负罪感。我在雪上滑行，冷空气使我微微产生了一种陶醉感。昨天夜里的意外事故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标志着某种断裂。这次撞击另有益处，而且，它发生得很及时，使我重新开始生活。
门在我的左侧，中间隔了一张白色木头的小床头柜。床头柜上放着我的票夹和护照。在靠墙的那张金属椅子上，我看见了我的衣服。椅子脚下则是我那只惟一的鞋。我听见门后传来说话声，一男一女正在心平气和地进行交谈的互相应答的声音。我真地不想起床。我希望尽可能久地延长这休憩时间。我暗自思忖自己是否一直在市立医院里，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样，因为我周围一片寂静，门后传来那两个人平静的声音几乎没有打扰这片寂静。树枝在窗框里晃动。迟早会有人来看望我，并向我解释。因此，我没有感到一丝不安，我可是一向保持警惕的。也许我这份突如其来的平静，是因为前一天夜里有人让我吸的乙醚，或者是因为另外一种止痛的药。不管怎样，我一直觉得压在我心头的重负已不复存在。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这才是我真正的天性。窗外蔚蓝的天空使我想起了一个地名：昂伽迪纳（六十年代法国冬季运动会的滑雪场．）。我原来总是缺氧，而这天夜里，一位神秘的医生给我仔细检查后我明白了，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动身去昂伽迪纳。
我听见他们在门后的谈话声，而这两个看不见的陌生人的在场使我安下心来。他们呆在那儿也许是为了照看我。轿车又一次从黑暗中冒了出来，擦过我身旁，紧贴住拱廊，车门打开了，她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
当我们坐在大饭店大厅的沙发上，直到她在囚车里紧紧抓住我的手腕时，我都认为，她是喝醉了。一桩不足为奇的平常事故，属于人们在警察局所说的那种“酒后驾驶”。但是，现在，我断定，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好像有个人在关注我，而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或者，就是命运安排某个人在路上保护我。那天夜晚，时间紧迫。
我必须逃离危险，或者警告自己。无疑，因为这个地名：昂伽迪纳，我回想起一幅画面。几年前，我曾看见一个家伙，为了不上前线，去参加那场被人们称作“阿尔及利亚战争”，于是，滑雪时，他沿着一条很陡峭的斜坡滚下来，故意撞到一栋木屋的墙上，撞断了腿。总之，那天，他想要挽救自己的生活。而我，显然，我的腿并没有摔断。多亏了它，我才能轻而易举地脱了险。
这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必然的。它使我能够好好反思，直到那时我的生活究竟怎样。我不得不承认，我“正走向灾难”——按照我曾听到的有关我的说法。
我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椅子脚边的鞋，这只我从中间剪开的粗笨的低帮皮鞋。在把我安置到床上前，脱掉这只鞋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很惊奇。他们好心地把它和我的衣服放在一起，而且把我现在穿的这套蓝底白条的睡衣裤借给我。如此多的关怀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是她向他们作了指示。我不能把我的眼睛从这只鞋挪开。以后，当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进展的时候，它始终应该在我的视野里，显眼地放在壁炉上，或者在一个玻璃盒里，作为对往昔的纪念。对那些希望更多地知道这个东西底细的人，我会回答他们，这是我父母传给我的惟一的物品；是啊，如同我在记忆中所追溯的那么久远，我总是穿着一只鞋在走路。一想到这些，我就闭上了双眼，在无声的狂笑中，睡意悄然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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