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我一直是活在当下，不去问为什么。罗兰把我带回这个我一直回避的街区时，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母亲死后，我就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出租车开进了昂丹马路街，我看见最里头三位一体教堂那一团黑乎乎的影子，就像一只正在放哨的雄鹰。我觉得很难受。我们正在接近边界。我告诉自己还有一个希望。我们也许要改道朝右边走去。可是，没有改道。我们笔直地前行，我们穿越三位一体广场，我们在上坡。在到达克里希广场之前，遇到红灯，我差一点就打开车门，落荒而逃。可是，我不能对他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当我们沿着女修院院长街徒步前往我们聚会的那栋楼房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所幸的是，罗兰什么也没察觉到。如今，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俩一起在这个街区行走的时间太短暂，我希望走得更久些。我本来想带他参观这个街区的，告诉他我住了六年的地方，那一切都变得非常遥远，是在另外一种生活当中……母亲死后，把我和那段时期牵扯到一起的惟一联系，是某个名叫居伊·拉维涅的人，他是我母亲的男友。我早就明白，是他在支付那套房子的租金。如今，我还时不时地跑去看他。他在奥特依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但我们几乎从不谈论过去。他和我母亲一样，也属于不善言谈的人。那些人把我带到警察局时，问了许多我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缄默不语，于是他们对我说：“你呀，你不善言谈。”假如母亲和居伊·拉维涅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会说同样的话。我不习惯别人问我问题。我甚至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对我的情况感兴趣。第二次，在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我碰到的警察比前面那个人更和蔼可亲，我觉得他问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也听得饶有兴致。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习惯，所以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那些具体的问题除外。比方说：你是在哪里上学的？考兰古街的圣-万桑·德·保罗女子学校以及安托瓦娜特街的市镇小学。于尔·费里高中没有要我，这件事难以启齿，但我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他坦白了这件事。他朝我俯下身子，仿佛想安慰我似的，声音温柔地对我说：“于尔-费里高中活该倒霉……”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好想笑。他朝我微笑着，直视着我，目光跟我母亲的目光一样炯炯有神，但他的目光更温柔，更加专注。他还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我感觉自己放心大胆起来，我终于把少得可怜的家庭情况告诉他：我母亲原来住在索洛涅的一个小村子里，红磨坊的经理福克雷先生在那个村子里有一处房产。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母亲年纪轻轻来到巴黎的时候，就在红磨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是在索洛涅出生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回去过。母亲常常对我说：“我们已经没有屋架了……”他听着我说话，有时还做些记录。而我，我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细节和盘托出的同时，我自己也如释重负。那些事情说出来之后，跟我就不相干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看到他做记录，我觉得轻松自如了。倘若所有那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那也就意味着都结束了，就像人死了会在他的坟墓上刻上名字和日期一样。我滔滔不绝地越说越快：红磨坊，我母亲，居伊·拉维涅，于尔-费里高中，索洛涅……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说话。所以这些话语从我这里脱口而出时，那是何等的解脱啊……我的一段人生结束了，这段人生是命运强加到我头上的。从今往后，将会由我本人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一切都会从今天开始，为了毫无羁绊地一往无前，我更愿意他把刚才所做的记录一笔勾销。我准备跟他说一些其他的细节和名字，跟他说一个想象中的家，一个我梦想的家。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母亲来警察局接我。他跟她说事情不严重。他一直用他那专注的目光凝视着我。未成年流浪，在他们的事件记录簿上就是这么写的。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先前，他问我在哪里上学时，我忘记告诉他几个月来我上的是另外一所学校，路程要更远一些，跟这个警察局在同一条道上。下课后我在学校的食堂里等着，母亲在黄昏的时候来接我。有时，她来晚了，我就坐在土台的一张凳子上，等着她。就是在那里，我发现这条街道两边的街名并不一致。那天晚上，她又来接我，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但这一次不是到学校接，而是在警察局里。这条有着两个名字的怪街，似乎想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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