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她一直把我送到我住的那栋房子。我也想知道她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她对我说，她当过舞蹈演员，但是出了一次事故之后，不得不中断了跳舞生涯。跳古典舞的吗？不，不完全是，不过她接受过古典舞蹈的训练。今天，我很想问自己一个问题：她说自己是舞蹈演员是不是像我说自己是大学生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从来就没想过这种问题。我们沿着封丹街朝布朗西广场走去。她告诉我她“暂时”与那个名叫苏珊娜的女人“合伙”，那是她的一个老朋友，有点像她的“姐姐”。她那天晚上带我去的那个地方，由她们两个人共同打理，那既是酒吧也是餐馆。
她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是的，一个人和我母亲一起住。她想知道我母亲是干哪一行的。我没有说出“红磨坊”那三个字。我口气生硬地对她说：“她是会计师。”无论如何，我母亲完全有可能成为会计师的。她身上有会计师需要的认真和严谨。
我们在那栋大楼的大门前分手。我每天晚上回到那套房子时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那里。我把希望寄托在我即将认识的那些人身上，认识他们之后我的孤独将会结束。这个女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也许她会帮助我远走高飞。
“我们明天还见面吗？”她对我问的这个问题显得很吃惊。我的问题太唐突，没能掩饰我的忧虑不安。“当然。你想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罢，她朝我投来她那温柔而又揶揄的微笑，就像刚才我跟她解释什么是“刚上坡的地方”时她露出的微笑。
我记不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某些细节回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乱成一团了。五年来，我再也不愿意去回想所有这一切。只要出租车爬上那条街，只要再见到那些熠熠闪烁的招牌——“夜行者”、皮埃罗……我已经记不起拉罗什福柯街的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了。红色隐修院？但丁之家？康特尔？是的，叫康特尔。孔岱的顾客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去过康特尔。生活中有许多难以逾越的界限。可是，我刚去孔岱的那阵子，在那里见到我曾在康特尔碰到过的一个客人时，我还是大吃一惊，那人名叫莫里斯·拉法艾尔，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美洲豹……我真的没料到此人是作家……在锻铁栅栏后面、最里端的小厅有许多打牌和玩其他游戏的人，他身上没有一丁点跟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认出他了。而他呢，我觉得我的面孔没让他想起任何东西。太好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亚娜特·高乐在康特尔的角色。她常常负责拿走顾客的点菜单，为顾客提供服务。她还坐到他们中间。她认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她把我介绍给一个长着东方人脑袋、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那人的衣着非常考究，像是受过高等教育，名字叫什么阿加德，是街区一个医生的儿子。他来的时候总有两个朋友相随：戈丁热和马里奥·贝。有时，他到最里面的小厅里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玩牌和其他游戏。他们会一直玩到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牌客从表面上看是康特尔的真正老板。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灰色的头发很短，他也一样穿得非常考究，神情严肃，亚娜特告诉我他是个“老律师”。我记得他的名字：墨塞里尼。时不时地，他站起来，走到吧台后面跟苏珊娜待在一起。有几个晚上，他接替她，亲自上饮料，就像在自己的寓所、自己家里一样，而所有的顾客都是他的客人。他叫亚娜特“我的孩子”或者“死人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叫她，我第一次到康特尔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目光有些不信任。有天晚上，他问我多大年龄。我的模样已经老了些，我告诉他说我“二十一岁”。他皱着眉头打量着我，满腹狐疑。“您能肯定自己已经满了二十一岁吗？”我越来越窘迫难堪，已经准备把真实年龄和盘托出，但他目光里的严厉突然之间就一扫而光了。他朝我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那好吧，我们就算您有二十一岁。”
亚娜特喜欢马里奥·贝。他戴着一副镜片略带颜色的眼镜，但他这么做绝对不是他喜欢戴眼镜。是他的眼睛怕光，见光就痛。他的手很纤细。一开始的时候，亚娜特还以为他是个钢琴家，在加沃或者普雷耶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中的一员，她对我这么说过。他大约三十岁上下，像阿加德和戈丁热一样。但是，他不是钢琴家，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跟阿加德和墨塞里尼关系非常密切。按照亚娜特的说法，墨塞里尼做律师的时候，他们俩跟他一起干过。从此，他们俩就一直为他做事。做什么呢？开公司，她对我说道。可是，“开公司”是什么意思呢？在康特尔，他们常邀我们过去他们那一桌，亚娜特说阿加德对我一见钟情。打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她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也巴黎的一个古典音乐厅，位于巴黎八区，1908年建成，可同时容纳一千名观众。巴黎交响乐音乐厅，位于巴黎八区，1927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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