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昨天晚些时候。”
“是从巴黎来？”
“是的，我只在巴黎逗留了一会儿。我有朋友在巴黎。”
“昨天晚上你告诉我，你来这里是治病的。你的病没患多久吧？”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才好。他只是说：“时好时坏地已经七年了。”
“是什么使你最终下定了决心到这里来的？是关于圣母重新显灵的新闻吧？”
“我想是这新闻促使我来的。它使我很好奇，我想我可以来试一试。”
“你不会失去什么，”她用轻快的口气说，“可能你将得到一切。”
“但愿如此。”
“这一周你都呆在这儿吗？”
“如果必要的话，我想最迟下星期一之前回家，我的假期快要结束了。”
“家，”她说着，眼睛仍盯着路面。“你的家在美国什么地方，塔利先生？”
他的大脑在飞快地转着。在这以前他没有估计到会有人问这种有关个人私事方面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仔细斟酌过，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在记忆中搜寻他在美国东部地区他曾访问过的一些偏远小镇，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符合塞缪尔-塔利的身份。他终于想起了，有一次周末度假时，他曾到过佛蒙特州一个叫做伍兹塔克的小镇。“我是从佛蒙特来，”他说，“我妻子同我在伍兹塔克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农场。”
“我以前听说过那地方，”她说，“听说那地方很美。”
“是的，是的，”季霍诺夫心里很着急，不知道她从他说英文时的语调中觉察出什么没有。他最好弥补一下，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实际上，我父母是从俄国移民去的美国，那时我母亲才14岁，父亲才18岁。他们是在纽约的一次社交活动见面的，一见钟情，立刻坠入情网，最后结了婚。我父亲在此之前曾务过农，他很快就在佛蒙特挣得一笔财产买下了这个农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接下来，更是信手拈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并且学会了说俄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在家里，除了说英语，还经常说俄语。”
“我很喜欢学语言，”吉塞尔说，“我会说四国语言，但不会说俄语。”
“这没什么，”季霍诺夫说。
“那你在农场干活吗？”吉塞尔又刨根问底。
这姑娘也太爱饶舌了，而且也很精明。看来撒谎是没有用的了。她已经看到了他那双十分柔软细腻的手，断定他不是那种干农活的人。他勉强地笑了笑。“你问我在农场干活吗？不，不干，实际上我是一个教授。”他感到现在一切都很得心应手。“噢，我是一个俄文教授。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书，专修俄文和语言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就成了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教授，在那儿教授俄文。”
“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我的意思是，你住在伍兹塔克，但却在纽约任教。”
漏洞，到处都有漏洞。不过，作为外交家，季霍诺夫过去也常常做些亡羊补牢的事。“这很简单，”他说，“我在曼哈顿有一个小公寓，上课期间使用，而我的家是佛蒙特的伍兹塔克，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来往于它们之问。这几天我妻子大概呆在佛蒙特家中。她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们有一个儿子，是在——是在南加州大学念书。他学的是戏剧艺术专业。”为了让这些他杜撰的故事尽快过去，他话锋一转，谈起了目前的一些情况。“我的妻子是个天主教徒，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不过我不是那么狂热和虔诚，就像我昨天谈到的那样。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激情，要不我就不会来卢尔德了。”
“不过，你是在纽约工作，是吧？”她紧追不舍。
“是的，当然。”
“我喜欢纽约，绝对地爱它。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那儿。”
季霍诺夫又一次担心起来。“你曾经在纽约呆过？”
“我曾在那里住过，”她兴高采烈地说，“我曾在那里度过一段好时光。在纽约要做的事太多。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
季霍诺夫竭力表现对此毫无兴趣。“你在那儿住过？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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