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停止了通信，但他听说她退出博士课程去了欧洲，而后又回到斯潘塞城参加一个表亲的婚礼。据一位参加婚礼的朋友说，就是在那次婚礼上，她遇见了克利夫-巴克斯特，显而易见，他们两人在婚礼上及婚礼后相处得很愉快，因为几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这不过是他听说的而已，但那个时候，他已不再想知道这些事了。
基思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但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无法再读。他注视着信，回忆起大部分内容。信里的词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却是往昔一切的产物，都是他渴望听到的，他明白她写这封信多么不容易；他也明白，她把信放进他的信箱，说要来看他是冒着几分危险的。危险不仅可能来自克利夫-巴克斯特的肉体惩罚，还可能是在感情上受到打击。他们俩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承受再一次的失望和伤心。可她决定冒一次险，事实上两人中是她先走一步，他喜欢她这样做。
基思把信放进口袋，漫不经心地拽了拽身边的野草。
他得知她结婚的消息之后，就不再想她了。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他想给她写一封简短的祝贺信；他明知不当还是这样做了，当然信是寄到她父母家中的。她寄来一封更为简短的回信，感谢他的好意，并要求他从今以后不再写信给她。
他总是在想，他俩总有一天会团聚；或许她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会忘记对方，六年了，他俩一直是朋友、知音和情人，成为对方生命和人格的一部分；他俩在一起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从未想象过分离的生活。但外部世界终于闯了进来，她在信里说得明白：他俩之间的事确实完了，永远结束了。可是，他从来不信这话。
在他驻扎欧洲之后，她在婚后几个月又给他来信了，对她上一封信的语气表示歉意，并说写信无妨，但请寄到邻县她姐姐泰莉家里，由姐姐转交。
他在欧洲没给她去信，直到他回到美国才从华盛顿给她写了一封信，话不多，只是说他回国了，还要在五角大楼再待上一两年。从此他俩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通信往来，每年数封，内容不外乎是最新消息、孩子的降生、他通信地址的变更、他调往国防部工作、她听到的关于斯潘塞城的新闻、他奉命派去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他俩从未交换过照片；两人中没一个向对方要照片，也没一个主动送一张。基思心想，似乎他俩每人都想在记忆中保持对方动态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让一连串死板的快照搞得复杂化。
他俩的通信中除了长久的、成熟的友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不过，也许偶尔在深夜写的信中有一两行的意思不止是“喂，你好吗？”之类，他有一次从意大利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我第一次在夜间看了古罗马竞技场，我希望你也看过。”
她回信说：“我看过，基思，是在欧洲旅游时看的。说来奇怪，当时我也想到了你。”
但这类的信极少，而且他俩在信中说的话都没过分出格。
每当他的通信地址改成某个新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地点，她会来信说：“多么羡慕你的世界旅行和令人激动的经历啊。我总是想，我应该是个过冒险生活的人，你倒是该待在斯潘塞城。”
他通常回答这样的话：“我多么羡慕你的安稳生活，身边有孩子，周围有邻居。”
他没结婚，安妮也没离婚，克利夫-巴克斯特更没有很快死去。生活在继续，世界在前进。
他第三次出国供职是在西贡。北越的军队于一九七五年攻占该城，他是最后一批乘直升机撤离的美方人员之一，他从东京给安妮写信说：“五年前我就知道会打输这场战争。我们是多么傻呀。我们机关中已经有人辞职了。我也正在考虑辞职。”
她回答道：“过去我们同高地橄榄球队进行球赛时，我们在上半场处于36：0的劣势，你出来打下半场，打得棒极了，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一次，我们还是输了。但现在你记得最牢的是比分，还是那场比赛？”
基思聆听远处成行的林木上夜莺的歌唱，随后又眺望马勒农舍。农舍厨房的灯光亮着，可能正在准备晚餐，他想，他过的一天比马勒家有趣，可到了晚上，他们却能聚在一起吃晚饭。说实话，他很想要孩子，但有点奇怪，安妮有了孩子他也感到高兴。他闭上眼睛，倾听夜晚的各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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