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时候和两个表兄妹，小哈里和芭芭拉一起坐在这张圆桌旁的情景：希里哗啦喝光饮料或麦片，像蚂蚁般坐立不安地想出去玩。夏天真是迷人。那时的我无忧无虑。
现在，几十年后，同一张桌旁的我，却心事重重。
我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支票记录本上。戈登夫妇的工资是直接存人账户的。他们加起来的收入，在被联邦和纽约州“劫掠”一番之后，大约九万美元一年。这不太少，但就两位博士与危险物质打交道时进行的脑力劳动来说，也不太高。汤姆如果能加盟一个小的棒球联合会，可能拿得更多；而朱迪要是到我那老警区的某个色情酒吧工作，也能拿到同样多。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
反正没过多久，我便看出戈登夫妇经济的超负荷状态。正如他们一定会发现的那样，东海岸住起来并不便宜。他们得付两辆车钱，快艇钱，房租，以及这些东西的各种保险费用，家用物品，五张信用卡等开销。高级汽油公司的账单，主要是快艇用油，以及日常生活起居花费。此外前年四月为“方程式303”所付的一万美元定金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此外，戈登夫妇向许多高尚的慈善事业捐款，让我感到于心有愧。他们也是一个书与音乐俱乐部的成员，送给侄女侄儿支票，并加入了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即便这样他们看上去并没有遇到大问题，但却已处在边缘了。如果他们从毒品生意中取得一大笔外财，他们肯定够聪明把现金存起来，使自己脐身于上流社会，像所有血气方刚，不计用度的美国人一样。那么问题便是：赃物在哪里?我不是审计员，但我却做过足够多这样的财务分析，以发现需要被审核的项目。在戈登夫妇二十五个月以来的支票簿打印件中，只有一件此类事情——一项两万五千美元的转账至玛格丽特-威利。支票已付十美元保证金，而款子已从戈登夫妇的账户上转走了。事实上，这几乎是他们所有的积蓄。开票的日期是今年三月七日。此处并无关于开这支票的目的的说明。那么谁是玛格丽特-威利？为什么戈登夫妇给了她一张相当于二十五个月总存款额的支票？我们得赶快查出。
我品着咖啡，跟着对面墙上钟摆的节律，用铅笔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脑中考虑着这一切。
我走到厨房墙上的电话边的一个柜子旁，在烹调书中找到了当地的电话号码簿。翻到字母W处，找到一个住在南侯德小村庄灯塔路的玛格丽特-威利。我实际上已知道在哪儿了。顾名思义，这条路就是通向灯塔的那一条路，确切地说，是霍顿角灯塔。
我真想打个电话给玛格丽特，但她也许会被凌晨两点的电话声激怒。我可以等到天亮再打，但我并不具备耐心的美德。事实上，尽我所知，我没有美德。此外我觉得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人此刻都不在睡觉，也许要在这件案子上走到我前面。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这不是平常的谋杀案。甚至在我犹豫着要不要叫醒玛格丽特-威利时，一场毁灭文明的瘟疫可能正在全国蔓延。我讨厌这种事发生。
我拨了号码，电话响了，自动答话机接的电话。我挂掉重打。
最后，房子里的那位女士被唤醒了，说：“喂？”
“请玛格丽特-威利接电话。”
“我就是，你是谁？”那个迷迷糊糊，苍老的声音问道。
“我是柯里侦探，夫人，警察。”我留了两秒钟让她做最坏的联想。这样通常能让他们清醒过来。
“警察？发生什么事了？”
“威利夫人，你听到关于拿骚角谋杀案的新闻报道了吗？”
“哦……是的，多么可怕——”
“你认识戈登夫妇吗？”
她清了清沙哑的嗓子，回答道：“不……哦，我和他们打过一次交道，卖给他们一块地。”
“在三月份？”
“是的。”
“出价二万五千美元？”
“是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地在哪儿？夫人。”
“哦……那是一块很好的陡崖，远眺海湾。”
“我知道了，他们想建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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