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又谈到了那本通讯录：“她的朋友和熟人还真不少呢。”
“难道你没有？”
“在这个工作环境里还没有。”
“是的。”确实，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与军队有些脱节，所以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也就相对少了一些。排他性是所有警察的共性，所以军警在执行一项短期任务时不会交太多的朋友，连和异性朋友的关系也是很短促，很紧张，颇似正执行短期任务。
辛西娅的车上因为贴着特殊来访者的停车标签，所以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哨卡，几分钟就来到了基地中心。
她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门口。这是一幢老式的砖砌楼房，是一战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现在的哈德雷堡就是一战时的哈德雷军营。军事基地和城市一样，开始兴建时总有一定的原因，后来里面又建起了居住区、监狱、医院、教堂等，当然建的时间有早有晚。
我们原以为肯特正在等我们，可是由于我们的装束——一个穿着一等准尉军服，另一个是便装，所以颇费了一些周折才进了肯特的办公室。我对肯特很不满意，不只因为他对我们的态度，还因为他对本案没有计划。记得我在军官学校上学时学过，没有计划就不能成功。但现在的教育则说什么不要过激，要替双方考虑。幸亏我在那个老式军官学校学习过，所以才懂得其中真正的含义，我对肯特说：“上校，你对本案有把握吗？”
“坦白说，没有。”
肯特和我一样也在那所老式学校受过教育，我一直很尊重他。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在以你的方式去破案，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你提供一些条件和帮助。”
“那就由你来破案吧。”
“别吓唬我，保罗。”
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地斗了约两分钟。那是一个诚实的便衣警察和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进行的一场既微不足道又很正统的较量。
辛西娅耐心地听了一会儿说：“肯特上校，布伦纳先生，射击场上正躺着一个死去的女人，她被谋杀了，而且很可能被奸污了。刽子手还逍遥法外呢。”
她的话使我们停止了争吵，我和肯特都低下了头，而且很文雅地握了握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过是发了一通牢骚而已。
肯特对我说：“我打算在5分钟内带一名军医和一名牧师去坎贝尔将军办公室。被害人住所的电话也正迁往乔丹机场。法医现在还在现场。坎贝尔上尉的病历和个人档案都在这儿。牙科病历在验尸官那儿。因为验尸官还需要她的其他病历，所以我必须把这些都拿过去。”
森希尔小姐开口说道：“得了，肯特，还是让我去把那些见鬼的档案复印一份吧。”
“好吧。”肯特把我们带进了审讯室。他问我们：“你们想先见哪一个？”
“圣-约翰中士。”我回答说。职位高的人自有他的特权。
哈罗德-圣-约翰中士被带了进来，我示意他在我和辛西娅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对他说：“这位是森希尔小姐，我是布伦纳先生。”
他看了看我的名牌，上面写着“怀特”，又看了上面的杠杠，说明我是一名参谋中士。他开始没明白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了：“哦……是犯罪调查处的。”
“怎么说都行。”我接着说，“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案子中你不是嫌疑犯，所以根据《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第31条，我们就不宣读你的权利了。所以你最好能主动地、全面地、真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等我命令你才回答。如果在谈话当中，你的话使我们认为你有嫌疑，我们就会宣读你的权利，但你有权保持沉默。哈里，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很好。”我们谈了大约5分钟，我就对他有了大致的了解。圣-约翰55岁，秃顶，皮肤呈褐色，可能是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咖啡因、尼古丁，喝了过多的烈性酒而造成的。
在我们俩谈话的时候，辛西娅快速做了记录。圣-约翰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长官，我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她活着的人，我也知道这确实能说明某些问题，但如果是我杀了她，我决不会去报告我发现她死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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