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为什么是他？”
“因为，”我说，“我们有他在现场的证据。”
“我知道……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勒死了她。”
“是的。也许他是在犯罪时间之前或之后到过那儿。”
“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证据吗？”
“没有结论性的证据。”
“那他不就成了最重要的嫌疑犯了吗？”
“目前是这样。”
“如果他不承认，你会指控他吗？”
“在这样的案子里我只能提出建议，是否指控他毫无疑问得由华盛顿来做决定。”
“就我看来，你的报告和建议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考虑到只有我掌握案子发生的线索，这应该是唯一的因素。”我又说，“我必须告诉您，上校，这些把安和基地某些军官联系在一起的谎言可能包括或不包括像军法官这样的人，也可能包括或不包括那些在这个案子里没有得到应得处置的人们。我讨厌成为一个散布不信任种子的人，但我只告诉您我听到的情况。”
“从谁那儿听到的？”
“我不能说。这些情况来自一个正常的渠道，而且我相信您知道这个问题传播得很广。我认为您无法把您自己的房子清理干净，上校。因为您的扫帚不干净，但也许森希尔女士和我能。”
他点点头。“唉，关于这一点，你们到这儿的时候我正同将军通话。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啊哈，我不喜欢新进展。“是吗？”
“司法部同你们的上司赫尔曼上校、部队的军法署署长，以及其他感兴趣的部门在会上决定委派联邦调查局来破这个案子。”
噢，他妈的。我对福勒上校说：“好了，控制损失我已经不能负责了。你和其他军队长官应该明白这一点。”
“是的。有些人已经心烦意乱，五角大楼并不是人人都认为控制损失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没认真打一仗就向这些要求屈服了。但是他们的确搞了一个妥协方案。”
辛西娅和我都问那是什么方案，福勒上校却告诉我们：“你们的办案时间一直到明天中午。如果，到那时你们还没有逮捕罪犯，也没有提出指控建议，你们就不用再调查了。不过你们必须留在这儿，以防联邦调查局的人有问题要问。”
“我明白。”
“一个由联邦调查局负责的特别工作组正在亚特兰大组建，人员来自军法署署长办公室、司法部长办公室，还有福尔斯彻奇你所在的犯罪调查处的几名高级军官。”
“噢，我希望所有的警官都得呆在军官招待所。”
福勒上校勉强一笑，说：“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当然，你们也不愿意这样。如果你全面地考虑一下就会觉得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辛西娅说：“上校，不是每天都有军队里的上尉被谋杀的，这样兴师动众是否有点太过分了，听起来更像是研究公共关系学而不是认真研究侦破学。”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她是一个女人，她被强xx了，而且她是将军的女儿(79)。”他又说，“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人人平等，但事实是有些人能得到更多。”
我说：“我明白您无力改变这项决定，上校，但您应该和将军谈一谈，看他是否能推翻或修改这一决定。”
“我谈过。这就是昨天晚上大约11点时我们达成的协议。原来决定你和森希尔女士马上停止本案的调查，但将军和赫尔曼上校又给了你们一些时间。他们认为你们就要抓到罪犯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充足的证据和合理的怀疑，认为是穆尔上校，你们就逮捕他。如果你感到有必要逮捕，是会得到我们的许可的。”
我想了一会儿。穆尔上校只不过是个替罪羊。他为什么是替罪羊呢？除了不多的证据之外，还因为他是个疯子，行为诡秘古怪，军服邋邋遢遢。据肯特说，将军不喜欢他同安的关系。他没得到过重大的奖励，他并不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军官，甚至连一个宪兵队的下士都希望他尽快死去。这家伙狂热地一头扎进尼采的书里，像掉进了陷阱。我对福勒上校说：“好吧，如果给我30个小时，我会办妥此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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