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末，打击终于无可避免地到来了。伊丽莎白被父母从学校里领走，到一连串便宜而龌龊的学校继续学习，其中有一两个学期间隙，她父亲连学费都掏不出来了。她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于流感，留给莱克斯蒂恩太太每年150英镑的收入，但这笔钱也将在她去世后随之消失。由于莱克斯蒂恩太太疏于理财，两个女人在英格兰每周三磅还过不下去。她们搬到了巴黎，因为那儿的花销便宜一些，而且莱克斯蒂恩太太也打算要完全献身于艺术。
巴黎！住在巴黎！弗洛里一想到在青翠的法国梧桐下同那些留着大胡子的艺术家们聊个没完，脑子里就总是浮想联翩。其实伊丽莎白在巴黎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她母亲在蒙帕尔纳斯区开了一间工作室，可很快就变得肮脏不堪、乱作一团。她花钱毫无节制，以致入不敷出，有好几个月，伊丽莎白甚至吃不饱。后来，她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到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家里教英语。他们管她叫“英国女家教”。银行家住在第十二区，距离蒙帕尔纳斯很远，伊丽莎白只好用抚恤金在附近租了间屋子。那是一座黄颜色的狭窄房子，位于一条小巷子里，正冲着一家禽鸟商店，店里通常摆着直冒臭气的野猪尸体，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们，就像年老体衰的色情狂一样，每早都会来这儿，长时间地、恋恋不舍地嗅上一阵子。禽鸟商店的隔壁是一家飞满苍蝇的咖啡屋，牌子上写着“友谊咖啡馆•绝妙的啤酒”。伊丽莎白多么憎恶抚恤金啊！女房东是个一袭黑衣、鬼鬼祟祟的老太婆，她一辈子都在蹑手蹑脚地爬上爬下着楼梯，希望能抓到房客在洗手盆里洗长筒袜。房客们也都是些说话刻薄、脾气暴躁的寡妇，她们都对楼里仅有的那个男人大献殷勤，就像一群导思着面包片的麻雀。这个脾气温和的秃头家伙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工作。而到了吃饭时间，她们又都盯着彼此的盘子，看看最多的一份儿给了谁。浴室是一间黑不隆咚的屋子，墙皮脱落，破旧的热水锅炉上长满了铜锈。这座锅炉会往浴盆里喷出两寸长的不热的水流，然后便执拗地停止工作。伊丽莎白给其孩子上课的那位银行家是个五十岁的男人，有一张肥胖而沧桑的脸，暗黄色的秃脑门儿就像一个鸵鸟蛋。她来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孩子们正在上课的房间，紧贴着伊丽莎白坐下，随即开始掐她的肘部。第三天，开始掐她的小腿；第四天，掐她的后膝；第五天，膝盖上面。于是每天晚上，两人都要上演一场无声的暗战，她的手在桌下极力推挡着那只白鼬一般的手，好不让它近得身来。
这真是一种低劣、龌龊的生活，事实上简直达到了伊丽莎白闻所未闻的“龌龊”地步。可最令她沮丧、最让她觉得自己陷入可怕的下层世界的，是她母亲的那间工作室。莱克斯蒂恩太太属于那种一旦没有佣人就会彻底崩溃的人。她生活在绘画与家务之间的不安噩梦中，却从未专心做过一样儿。她会不定期地去一所“学校”，在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些灰不溜秋的静物画，那位老师的技术都是从脏兮兮的画笔下练出来的。至于其他的时间，她则在家里可怜地摆弄着茶壶和煎锅。她那间工作室状况之糟，令伊丽莎白十分郁闷。屋子恶心得没法儿看，简直就是个使人战栗、灰尘厚积的猪圈，一堆堆的书跟纸张扔得满地都是，一只只年月久远、沾满油污的炖锅在生锈的煤气炉上睡大觉。床则是不到下午从来不铺。所有的地方——所有可能的旮旮旯旯儿，都会踩到或者踢翻什么东西——一罐罐染上颜料的松脂和一个个半满着凉红茶的茶壶。如果你从椅子上拿起一个垫子，就会发现下面是个盘子，盛着还没吃完的荷包蛋。每回只要伊丽莎白一进门儿，都会惊呼：
“啊，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怎么能够？看看这间屋子成什么样儿了！这么过法儿可太可怕了！”
“屋子，亲爱的？怎么了？很乱吗？”
“乱！你非得把那碗粥放在床的中间吗？还有这些锅！实在太糟糕了。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
莱克斯蒂恩太太的眼中流露出专注而脱俗的神情，但凡眼前有家务活之类事情的时候，她就会摆出这幅神态。
“我的朋友是不会有人介意的，亲爱的。我们可都是不拘小节的人，是艺术家。你根本不明白我们有多么钟爱自己的绘画。而你呢，亲爱的，并不具备这种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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