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放在起居室的茶几上，与其它一些不重要的星期一早上的日常邮件堆在一起——两本杂志，一家百货公司的通知，牛奶卡，新的汽油信用卡，一份为慈善事业而举行的时装表演的邀请函，一封半月定期从佛蒙特已婚的姐姐那里寄来的淡紫色的家常信。
凯思琳将那杯热咖啡举到唇边，从杯子顶上，她可以看见那堆邮件。J-罗纳德-麦茨加尔到来的前几分钟，她曾翻阅了一下，看过那份明信片。她已决定等到麦茨加尔一走，她就把它撕碎。如果有人打电话，她就借口生病。生的是一种拖泥带水的病，在那位博士和他的小分队在布里阿斯逗留的两周的时间内一直不见好。这时，她意识到，麦茨加尔仍在说着话，半个小时了，他一直像这样不间断地说着。她转过脸去，装着理解的样子。
麦茨加尔这个人，她早就对他有所观察，是在生活中一直扮演自己的角色的那号人。他看上恰像这样一个人，62岁的年纪了，仍然打网球而不去打高尔夫，竟然能从社会圈子里娶上了第三个老婆（一个比一个年轻得多，而且风韵十足），仍能担任诸如拉德康尼飞机公司这类既重要又富得吓人的机构的总经理。他那飘逸的银发，无框眼镜，少而整齐的小胡子，刮得光溜溜的银行家似的脸，确有总经理的派头。他的身材约在6英尺以下，与其说他肥胖，倒不如说他粗壮，他对自己的健康沾沾自喜。他说话嗓门高，既冲又急。据说他生意上很精明而机敏，不过在某些方面凯思琳暗下觉得，也只平平庸庸，言过其实。
一大早，麦茨加尔就从圣佩备罗，打过电话来，说他要返回谷地的工厂里去，想于10点左右看望一下凯思琳。他差一分10点到达，坐着一辆由汽车司机开来的黑色小轿车。把车停在外边的车道上，光就他的一次夏威夷的度假事，闲聊了半个钟头。聊到劳工问题，谈到由于管理机构太多出现的无能为力的通病，以及最近的对用原子能做动力的飞机的调研等等。无事不登三宝殿，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凯思琳怀疑，他来访定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她见他的咖啡杯喝干了，便打断说：“杰伊——”博伊恩顿总好喊他杰伊，夫唱妇随，她也只好跟着喊起杰伊来——“让我喊阿伯蒂再倒些咖啡来。”阿伯蒂是一个瘦健的、打扮得头紧脚紧的白天打工的混血姑娘，一口金黄牙齿，戴利达丽对她的金牙羡慕得不行。她每周来五次，收拾床铺，给一半的家具除尘，冲刷杯子，睡觉前给戴利达丽用唱歌的调子读书给她听。
“不用，谢谢，凯蒂。几分钟后我得上路。”
“你不过刚刚到嘛。”礼节而已。
“这样唐突的造访，我觉得，怪不合适。可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些事我总是代理不过来。博伊过去总好说，‘甭管它，杰伊；生命只有一次——要享受生活，及时行乐。’这你知道，他啥时这样说的。为什么我半道辍学，我得去盘点操劳。对我来说，我得说，他的哲学是对的。我确实应该明白一两天了。把自己从桌子上松开。我从来未能知道再有人比他更理解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凯思琳不吭一声。
麦茨加尔瞥了她一眼，像任何人一样，也许比任何人更甚地想反了。“对不起，”他说，“我猜，我脑子里总离不开他——总离不开。提起来令你伤心。”
她想大喊出声，但28年前开始的文明化过程上紧了控制的夹子。“这事不再使我烦恼了，”她坚定说“生活继续下去。博伊恩顿过去活着，他现在已经死了。这是事实。这样的事都会轮到所有的人身上。”
她肯定，麦茨加尔不喜欢她这话。他一直用手捋自己的胡须，对着咖啡杯不停地眨着眼睛。“呐，自然啦。我想也只能持这种态度——这是健康的。”他终于说道，拿不准似地一个字一个字向外吐。“实在说，我想对你说说博伊。这对我们俩有关。吉姆-斯考威尔告诉我，他上周见到过你。”
“是的，很短时间。关于书，他有最后几个问题。”
“这本书，”麦茨加尔像一个神父念圣经一样，“你知道，凯蒂，我们想让这本书代表博伊的一切方面。”
“我肯定会这样，吉姆非常认真——也许是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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