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除别的检查办法外，有复计法。”保罗听见自己说。
“我得承认，你们能够对那些有意识的撒谎留有余地，这一点，查普曼博士倒很精明，不过，你们如何查出无意识的撒谎并扣除所占的成分呢？”
“哦——你能特指一种情况？”
“一个已婚妇女明天来见你。你提问你们定好的问题，她做了回答。她想要忠实回答，她也忠实地回答了，或者说，她相信是这样，而你也相信是忠实的。不过，对孩提时代和青春期的记忆是模糊的，有失误的，不精确的，所叙述的性行为并不总是真实的性行为。弗洛伊德这点说得很清楚，你是与妇女的漫不经心的搏斗。她不可能把自己不清楚的话告诉你，也不能把隐私或压在心里的话告诉你。她可能把异想天开当成事实来述说，而到现在仍然相信它们是真的。分析学家称之为遮蔽了的记忆说给你，旧记忆上叠起了新记忆，这样旧的记忆便被歪曲了。”
“我们的提问，都冠以不同的词语，一般说跟得上。”保罗说。
“我怀疑它。对成打的提问，她可以把部分不真实的回答重复十几次，因为她相信那是真实的。同样，她可能躲开了某些事件而真正坚信它们从来没有发生。我仅仅是说，只靠那公开的、明显的、有意识的回答是不够的。它没有说透，而且常常不精确。”
“它的精确度是足够了，”保罗固执地说，“你建议怎么干？你不能把每一个志愿者进行全面分析呀。”
“如果她处在安密妥麻醉状态下，我倒更相信单个人。”
保罗摇摇头。“我的上帝，维克托，让3000名已婚妇女谈及她们的性行为而没有要求化验血清也够艰难的了。你倒要对一小撮下功夫。”
“如果你依赖她们所说的话，”乔纳斯博士温和地说，“也许一小撮倒比3000个好。”他站起来，漫步走到窗前，将它关闭。“你知道，我在一生中扣过几百个已婚妇女的诉状。我曾经是洛杉矶调解法庭的五个婚姻律师中的一个。这是法律的事。如果离婚案中有一方想申诉，如果需要，另一方接到传票必须出庭，并且向他的律师谈出意见。一年时间，我们受理了1000个案子——使一半维持住婚姻。我现在仍是私人婚姻律师。”
“你用安密妥麻醉吗？”
“非用不可的时候才使，不过很少。这不是关键所在。我的同事和我都不像查普曼博士那样热衷于统计数字。我们在记录一位妇女的性史时，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她的性交和性亢奋次数，我们比肉体的外在感觉数字更加关心的是内在的感情状况和情绪变化。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我们与查普曼博士大相径庭的地方。”
保罗喝完了他的荨麻酒，注视着正在绕房踱步的乔纳斯博士，只见他到达书桌前，半坐在上面，向下瞅着保罗。“我正在考虑如何把谈话进行下去而不使你烦恼。”
“你一点也没有使我烦恼，我是受托这样做的。我想查普曼博士是人，但确是一个重要的人，我深感荣幸能与他共事。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浅薄，然而不是，我已经35岁了，坎坷半生也算成熟了。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不出两分钟就卷铺盖走了。我会回去教文学或者写书——或者干某种比婚姻咨询更有用的事情——假若我认为这种行业更有价值的话。不，你一点也没使我烦恼。我几乎听见了你刚所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没有说话罢了。”
“再来点荨麻酒？”
“谢谢，不要了。这种谈话已经够令人兴奋了。至于刚才你所说的，我们追求肉体的次数更甚于情感的变化程度，我想你已经偏离了争论的题目。那不是我们讨论的要点。”
“不是吗？我倒怀疑。”乔纳斯博士回到他的椅子上。
“我们在从事数字统计——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劝告。”
乔纳斯博士皱起了眉头。“印刷成书给外行看，你们两样都沾上了。”他将一把银质开信剪举到鼻子前，盯着观察了一回，然后把它放在书桌的记录簿上。“你们那位查普曼博士，原是一位生物学家，因此，他将职业观点也带到调查中来。他所感兴趣的是数目。我不是，我是心理学家。我想知道感情和关系。”他从书桌上找到一本杂志。他打开它，保罗看见那是《文汇》月刊。“我正在读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雷-格里尔的一篇文章。充满智慧，异常深刻。他谈到了这些性调查，特别说到了其中的一个。说到会见者的标准，他说——”乔纳斯翻找着要引证的话，然后，用手指着那页，大声读出来——“‘除非作为一种肉体的发泄方式，性实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有点像打一个痛快的喷嚏，只不过它索连的身体的下部而不是上部。如果上来那一阵，或者使劲拧鼻子，或者拿情人发泄一顿，是哪一样又有什么可计较的。’”他放下杂志。“如果我错了，你可以改正。不过，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在出版和演讲时有没有用过“爱”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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