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一个长途电话。
这次他打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克拉斯纳波斯基大酒店，打给了乔治-L-惠勒。
惠勒依然在“第二次复活”的办公室里，他的秘书很快把电话接给了他。
“史蒂夫吗？”惠勒嚷道。
“你好，乔治。我想我最好……”
“现在你在哪里，我的天？”惠勒打断他，“我的秘书说着什么来着？”
“我在罗马，让我解释一下。”
“罗马？”惠勒暴怒了。“真该死。在罗马？你为什么不呆在你的办公桌边呢？难道我没给你说明白每个人都必须每天安安稳稳地工作24小时，准备下星期五在皇宫开记者招待会吗？当洛丽告诉我你明天溜出镇子搞什么调查时，我头都要炸了。昨晚上我一直等你回来。”
“我原打算昨天晚上回去，”兰德尔插话说，“可又出现了一件重要的事。”
“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拨转你的驴头回到这儿工作，再也不要离开。我们必须准备好发布……”
“乔治，听我说，”兰德尔请求道，“可能不会有宣布会了。我肯定你不想听这话，但你最终会感激我的。我认为你最好推迟发布会的日子。”
电话那一端出现了震惊的沉默，最后惠勒的声音降低下来，“天哪，你在说些什么？”
兰德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可能会很粗略，但他必须讲清每个使人不快的细节，这别无选择。“乔治，”他说，“你不能出版那本《圣经》。我已弄清了它的真相。蒙蒂教授的发现——彼得罗纳斯羊皮纸和詹姆斯福音书——都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品。”
又一次死一般的寂静。接着是惠勒单调的声音，低得难以听清。“你疯了。”
“你在浪费你我的时问。”惠勒的语调变得生气了。“如果它能使你感觉好受点，你就继续吧！”
兰德尔想说它并没有使自己感到好受，他很不高兴这件事。但此时不是用自己的感情来烦扰自己的时候。这是个关键时刻，他必须让这位出版商面对现实。
“好吧，”兰德尔低沉地说，“这是我在罗马碰到的情况。”
他毫不留情地，不动声色地讲了一切，讲他到罗马迫使安杰拉带他见她的父亲；讲他见到蒙蒂教授的地方；讲他怎么找到的蒙蒂，这位考古学家的精神状况，后来他与文图里博士的谈话。接着，兰德尔说到弗鲁米，这位荷兰教士如何在精美大旅馆社等着他，以及在弗鲁米的房间里的会面。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着他从那儿听到的话，当然没有讲细节，没有提伪造者的名字或伪造者对普卢默的坦白，没有提他们在巴黎的约见，在约见时普卢默与伪造者对伪造的证据进行了讨价还价。
乔治-L-惠勒打断了他的话。“这么说是弗鲁米——普卢默和弗鲁米——带来了一个伪造者，”惠勒暴怒了，“你陷进去了吗？我本该知道他们在最后一刻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他们雇了一个伪造者来毁坏我们的声誉，是不是？”
“不，乔治，”兰德尔反驳说，“一点不是，你可不可以听我讲完？”
兰德尔快速讲着，他解释普卢默如何想在罗马见那位伪造者，如何试图搞到证据；伪造者怎样被不期遇见的弗鲁米吓得掉头就走。
“就在那时，我决定弄清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伪造者，”兰德尔说，“如果真有，就留下他听他讲第一手资料。”
兰德尔讲述了他是怎样猛然想到去查阅蒙蒂的文件，看到了一年零两个月以前蒙蒂与伪造者会面的地点和日期。他讲了自己怎么到的多尼咖啡厅，又是怎样与伪造者面对面的交锋。
“乔治，那个伪造者半小时前刚刚走出我的房子，”兰德尔说，“他是个法国移民，他在巴黎叫罗伯特-莱布朗，在罗马却取名叫恩里科-托蒂。他是个老人，80多岁，耗尽了将近一生来伪造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书。你想知道他是怎样做的吗？”
兰德尔不容出版商有回答的时间，就讲开了莱布朗的故事，但不是全部，现在没时问。兰德尔本能地决定不讲莱布朗是如何长大，如何度过青年时代以及在巴黎的罪行、被捕，被押送到法属圭亚那，对教会希望的破灭，甚至不讲莱布朗如何下决心报复宗教对世人的罪过。这些材料只会让惠勒拒绝接受下面的最重要的事实，兰德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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