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需要一个来凑数。”我提醒他。
“可不是，”奥萨诺得意地笑着说，“让我们看看还有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要这个人。他那本《克拉玛索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走运！”我说。
但是奥萨诺马上又若有所思地说：“纳伯科夫已经议论过他不行了。”
“我也祝他走运！”我泄气道。
结果我们怎么都列不出第十个来，奥萨诺最后决定只列九个算了，说是跟平常总喜欢凑够十的习惯有些不同或许更妙。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凑够十。
他当晚就把文章写好了，两个月后发表在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慷慨激昂地咒骂这九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文中还悄悄地暗示：他正在创作中的伟大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些经典作品中的毛病，因而将会取代它们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篇文章招来了愤怒的声讨浪潮，全国都有攻击他以及侮辱他正在写的小说的文章，这正中了他的下怀。奥萨诺真不愧是一个第一流的骗子，科里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的。我做好笔记，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见上一面。
过了六个月，我成了奥萨诺最得力的助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后提供给奥萨诺，以便他掌握第一手资料来适当安排我们雇佣的自由撰稿人写书评。我们的办公室成了书的海洋，桌、椅、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来往的人在书中穿行就像淹没在书的汪洋中。钻在书堆里的编辑们简直就像吞食动物尸体的蚂蚁或蛆虫那么密密麻麻。我一向热爱和尊敬书籍，如今我总算理解一些知识分子、书评家和文艺批评家蔑视书的心理了，就他们而言，和书的关系就像英雄对待男仆那样。
我最喜欢工作中的阅读任务，特别是阅读小说和传记。我看不懂有关科技及哲学的书，还有那些博学的评论，奥萨诺就把这类书全给了特别安排的助手，他本人则自告奋勇承担了专门评论那些重量级文艺批评家所写之书的任务。通常情况下他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来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他“判的是球，而不是球员”，这样的回答往往使他们更光火也更无可奈何。好在他心里还想着要得到诺贝尔奖，因而对某些批评家还能够保持客气，经常安排许多版面来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连载他们的小说。当然了，这样的例外很少出现。另外，他特别讨厌英国小说家和法国的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得出他早已厌倦了这份工作，而且在千方百计地偷懒。
他还厚颜无耻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私欲。例如，出版商的公关小姐们很快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如果她们手中有本“好书”需要评论，只需请他出去吃顿饭和好好恭维他一番就行了。如果小姐们年轻貌美，他就会跟她们打情骂俏并暗示他愿意用版面来和她们的肉体做交易。他这种寡廉鲜耻的德性使我非常震惊，我原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真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他对那些想获得写评论机会的自由撰稿人也采取相同的伎俩。他拥有很大的预算权，我们可以为许多评论支付佣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就因为他总是保留着手中的这张王牌，如果她们愿意走到那一步，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当我开始在他那儿上班的时候，他已有一大群女朋友，她们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进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社的特权。这骇人听闻的丑陋现象和评论界里那深邃的学术、高尚的道德准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倒是挺喜欢欣赏这种离奇的格调的。
有时为了赶稿以便在最后的期限前交出，我经常和他留在办公室里干到深夜，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去吃夜宵。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去寻花问柳。他老想把我也带上，我总是拒绝他，告诉他我的婚姻美满，这一理由居然成了他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材料。“你还没有对妻子感到厌倦？”他每次都这样问我，就像科里问的一样。我从不做回答，也不搭理他，因为这不关他的事。他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世界第十大奇迹，结婚100年了仍眷恋着和妻子造爱！”有时，我会不高兴地瞪着他，他就引用某位我从来没有拜读过大作的作家的话来解嘲：“不必当坏人，时间是敌人。”他最喜欢这句话，经常引用它。
由于在这里上班，我培养了自己对文艺界的爱好，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文艺界的一分子。我原以为这个地方很清高，不会为金钱而吵架或讨价还价，因为这里的人们既然能在作品中塑造出大家热爱的主人公，那么就应该和这些主人公一样高尚，然而如今我发现这些作者和常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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