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想到这回又要有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她没有受到邀请。
奥萨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于是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几个月走路的姿态都这么怪怪的。他已经略带醉意,我担心他会因发脾气而出丑,或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因而马上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巧听到奥萨诺向她打招呼。
“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她。他在生气的时候,样子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从他描述过的文蒂的概况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为取乐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
文蒂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头上绑一条围巾,这装束使她的瘦脸活像美狄亚。她那头鬈曲的黑发从围巾里伸出来,仿佛是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怀好意地瞪着奥萨诺,神情非常平静。她又长时间地环顾这个房间,似乎是因为奥萨诺把她排斥在闪光的文学界之外,现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似的。她那因仇恨而变得憔悴的脸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奥萨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奥萨诺把杯中的酒喝干,对她恶意地笑着说:“说完后马上给我滚!”
文蒂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话使他觉得滑稽。“你本身就永远是个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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