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我在办公室上班，和莫勒马讨论剧本，在电影厂的餐厅吃饭，然后逛到某个摄影棚观看拍摄中的一部电影。在那里，男女演员的紧张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次还真让我肃然起敬。那是一对恋人表演一出男女造爱时小伙子杀害了女友的戏，戏拍完了以后，他们两人还在那里抱头痛哭，仿佛这是他们生活中的真正悲剧似的，最后他们相拥着离开了摄影棚。
在餐厅吃午饭也很有趣，你会见到正在拍戏的所有演员，他们似乎全看过我的小说，至少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我觉得惊讶的是男女演员都很少开口，他们倒很愿意听别人交谈。制片人的话最多。导演都是事先有约，一般由三四个助手陪同着。工作人员似乎最快活，可能是他们要观看一部电影的全部拍摄过程太乏味之故吧。在好莱坞的日子过得不太坏，但我还是怀念纽约，惦念维丽和孩子们，思念和奥萨诺共进晚餐的时光。在一些实在难熬的夜里，我会匆匆飞到拉斯维加斯过夜生活，在那里住一晚，一大早又飞回电影城。
我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穿梭飞行了数次之后，有一天在厂里碰见多兰，他邀请我到他在马里步的家去参加派对，他说派对还邀请了影评家、剧作家、出品人、男女演员和导演等。我反正那晚无事可干，又不是非去拉斯维加斯不可，于是就出席了多兰这个友好的派对。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詹娜丽。
星期天我到多兰在马里步的住宅里参加一次非正式的聚会，这里有网球场和一个里面的水冒着腾腾热汽的游泳池，房子与海洋之间只隔着一条窄长的沙地。聚会上人人衣着随便，我注意到大部分男人都把车钥匙抛在第一间接待室的桌上，于是问埃迪-兰合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洛杉矶男人的裤子做工非常完美，以至于无法在裤袋里放任何东西。
我随意地在不同的房间里走动，听到各种有趣的谈话并看到不少无聊的镜头。
走着走着，我听出一个纽约的小说家的声音在说：“在电影界，如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牙医，他们就会让你去给人做脑部手术。”我暗自思忖这又是一个心存不满的作家。
我漫步来到靠近太平洋海岸公路的停车场，见到多兰正在和一群朋友欣赏一辆斯塔兹-贝卡牌轿车。有人告诉多兰这辆车的价格是六万美元，多兰说：“花了这个大价钱，以后可真让人为它操心哦！”所有的人都笑了。多兰又说：“你怎么敢把它留在停车场？简直就像刚娶了玛丽莲-梦露又要去上夜班一样。”
我参加派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见见克拉勒-福特，我个人认为她是美国最好的影评家。她绝顶聪明，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好，看过每部电影。在100部片子中，她对99部的看法与我一致，也就是说，一部受到她赞扬的影片就意味着此片值得我去看，而且我可能还会喜欢它，或者说起码我会耐心看完它。她的评论非常类似一个艺术家对艺术品的评价，我很高兴她没有自称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满足于当一名批评家。
在派对上，我没有多少机会和她交谈，对此我倒不在乎。我仅仅想见见她，看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女士。她和克林诺一起来，他使她忙得不可开交。由于许多人围着克林诺转，克拉勒-福特就备受注意了。我就坐在角落里冷眼观察着这一切。
克拉勒-福特是一位娇小的、样子很甜而相貌平平的女人，但她的脸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所以在我的眼里，她是漂亮的。她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她集刚柔于一身。说她刚，是因为她有胆量把纽约其他主要的电影批评家作为对手，并能够证明他们是最大的笨蛋。她就像一个原告的地区律师在处理一件无懈可击的案件那样，循序渐进地逐条提出如山铁证，不容辩驳。她曾经把某个专栏作家搞的幽默周日影评弄得极为狼狈，以至于他本人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傻瓜。她还把一个经营格林威治乡村之声的，自称对电影深有研究的人批得体无全肤。她的最精明之处在于把他当做一个白痴学者，一个对某些电影带有真情实感的，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最愚蠢的人来亮相。当她和他们的论战结束时，她已经彻底地降服了他们。
看得出来，她在派对上玩得很开心，同时她也察觉到克林诺企图用自己的男色来操纵她。
透过喧哗声我仍听见克林诺说：“代理人是个著名的其实愚蠢的先锋。”这是他用来对付男女批评家的老办法，往往是在应付一个尖酸刻薄的批评家时，就把另一个称之为碌碌无为的人。他这一招还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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