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奇曲出了什么事？他坐牢了吗？”我打断科里的话问他。
科里笑了笑，说：“他连那个地方都去不了，还曾经求助过郭鲁尼伏特呢！”
佐顿低声问：“求助桑那都一号？”
科里大惊失色地瞧着他。
佐顿微笑着解释道：“在我不赌的时候偶尔听到话务员这么称呼他的。”
科里在这片刻里显得有点不自在，顿了一下才接着讲下去：“奇曲寻找过郭鲁尼伏特的保护，祈求把他弄出城去。”
“谁是郭鲁尼伏特？”我好奇地问。
“就是酒店的老板，”科里回答我，“告诉你，他的交际面大着呢，奇曲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我望着他，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奇曲是有后台的，”科里见我一脸迷惘，就若有所指地说，“尽管这样，郭鲁尼伏特经过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把他交给副局长处理，所以现在的奇曲正躺在社区医院里，头骨破碎，而且严重内伤，还需要动整容手术。”
“上帝啊！”我惊叹道。
“他的罪名是拒捕，”科里继续说下去，“这就是副局长的厉害了，而且奇曲伤好了以后也永远不能重返维加斯，还不止这些呢——纸牌赌档的老板有责任照顾他侄子的安全，副局长怪他没尽职尽责，把他给解雇了，他在维加斯从此也就不可能再有立足之地，看来非得远走他乡到加勒比海去谋生不可。”
“别人都不敢雇佣他了？”我又问。
“不，是副局长告诉他，不让他再呆在城里。”科里回答我。
“情况就这么简单？”我追问他。
“就这么简单！曾经有一个赌档老板偷偷溜回赌城，还找了另一份工作，副局长碰巧走进来，当场把他拖出赌场打了个半死，人人都知道这件事。”
“他怎么能够如此为所欲为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又向科里请教，科里说：“因为他是合法指定的人民代表。”
佐顿听了忍不住第一次开怀大笑，而且笑得很痛快，把平时流露的与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的冷漠一扫而光。
当晚趁佐顿和我歇赌之时，科里把戴安妮领到我们习惯坐的那个单间里来。她已经从昨天晚上被奇曲凌辱后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了。显而易见，她和科里很熟悉，此时科里把她作为诱饵介绍给我和佐顿的意图也不言而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带她上床。
科里用俏皮话大赞她的Rx房、长腿和小嘴如何可爱，又吹嘘她是如何使用那头又厚又密又长的黑发当鞭子的故事。在这些油腔滑调的评价中，他还插上了不少真心实意地称赞她优秀品德的内容，诸如她是赌城里罕见的不欺骗客人的女子，从不骗取免费的赌博，是个货真价实的好女孩，灵魂是不属于赌城的，等等。为了表示诚意，他伸出手掌来让她当烟灰缸用——这是原始的豪爽行为，在维加斯，无异于拿起公爵夫人的手来亲吻。
戴安妮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看到她明显表现出对佐顿更感兴趣，我不禁有点愤愤不平，要知道毕竟是我像个勇敢的骑士那样为她报了仇，让那个可恶的奇曲丢尽了脸。她在准备离开我们去履行假赌客的职责时，探过身来亲了亲我的脸，略带伤感地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你没事了，我当时真为你担心啊！你不应该那么傻的。”说完就走了。
在以后的几周里，我们都各自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彼此加深了解。每天下午聚在一起喝酒水吃点心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每天的凌晨一点钟，等戴安妮从纸牌赌档下班后，我们就聚在一块儿吃早餐。当然，这也要看我们赌的情况，要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位手气好，赌兴正浓，那么他就暂时不吃东西，一直到手气转坏为止，这种状况往往是佐顿碰到的机会最多。
漫长的下午里，我们经常坐在室外的游泳池边，顶着沙漠的烈日，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午夜时分，我们喜欢沿着霓虹灯映照下的街道漫步，远处灯火辉煌的酒店宛如建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有些时候，我们就干脆随意靠在纸牌赌档的围栏上大谈自己历经的沧桑。
佐顿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最平淡无奇，在我们四人中，他也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凡夫俗子。他说他曾经有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人生道路平坦，是个当经理的奇才，在35岁那年已拥有经营钢铁生意的公司。他在这一行中干的是某种中介的角色，生活非常富裕。20年前他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拥有一幢大房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朋友、金钱、事业和亲情，他都应有尽有。这种称心如意的日子享受了20年后，按佐顿的说法是他的妻子对他厌倦了——这20年里，他为了家庭的富裕集中精力全身心在商海奋斗，他妻子在尽了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之余，开始觉得生活中她还应该享受更多的东西。她是一位机智的女人，天资聪颖，好奇心强，博览群书，尤其钟情小说与戏剧，经常参观博物馆，还参加了城里的文化团体。她热情洋溢地和佐顿分享着生活中的这一切，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他说想离婚。这晴天霹雳对于他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他为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付出了全部。为了保护家人免遭外界的危险，他用金钱和权力修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堡垒会被自己最心爱的人从内部摧毁。他从此万念俱灰，再也不爱妻子、孩子、家庭和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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