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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