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名字登记在官方的等候名册上,父亲的名字是希勒,儿子叫杰拉米。
希勒先生从事汽车生意,还经营名牌卡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通常的问题答卷后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儿子的话很少,显得很窘。希勒先生问我:“按名单排,他得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用通常的答案回复道:“六个月。”
“在等到之前他就会被征入现役部队了,”希勒先生看着我忧虑地说,“如果你能想办法帮帮他,我将感激不尽。”
我用套话应付他:“我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唯一能帮你忙的人是已经和你谈过话的那些当官的,或许你应该和你认识的国会议员谈谈。”
他仔细地瞧了我半天之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要买辆车,尽管来找我,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笑着说:“当我买得起卡迪拉克的时候,我就不必干目前这份工作了。”
“那倒是实话。”希勒先生友好地对我微微一笑,告别前,他又说了一次:“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你的。”
第二天,希勒先生打电话给我,他用商人特有的交际本领加上销售艺术来和我套近乎。他先是关心我的健康情况,接着问我的工作是否如意,还扯到了那天很好的天气。一番寒暄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昨天我热情接待他们父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政府雇员中很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接待公众,所以出于感激之情,他愿意以原价让给我一辆别人仅用了一年,他刚买到手的多济牌汽车,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这件事。
我告诉他共进午餐就免了,但我可以在下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他那里谈一下车的事。
希勒先生的汽车公司在长岛的罗斯林,离我住的布朗斯新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当我到达那里时,天色尚早。我把车停妥后,在摆满了卡迪拉克的场地上转了转,欣赏一下这些名牌汽车的风采。这些车的车身修长锃亮,高贵端庄,有些金光闪闪,有些乳白可人,有些深蓝似海,有些红如骄阳……再配置上富丽堂皇的座椅,真是漂亮极了。从前我对汽车并不在意,此时此地却被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火烧得热辣辣的。
我朝着长长的砖楼走去,经过了一辆蓝绿色的多济牌汽车。这辆车很不错,如果我刚才没有领略过那数英里长的卡迪拉克,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我朝车厢里面看了看,那些座椅高高的,十分舒适,可是和名牌车排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够气派。
我的心理简直有点像一个暴发了的贼。
近几个月来,我的变化惊人。在第一次收取了贿赂后,心里还有点闷闷不乐,原以为自己一向以不说谎为自豪,这下子肯定会瞧不起自己,没想到如今反而对自己沦落为卑鄙的受贿者和骗子沾沾自喜。看来我没有以蜕变成社会渣滓为耻,反以为荣,我辜负了大众对政府雇员的信任,成了勒索那些求助于我的年轻人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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