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律师事务所，科里开车带我游览市容，让我见识见识正在兴建中的高楼大厦。山指大酒店那座新建的金光灿烂的塔楼在沙漠做背景的衬托下分外耀眼炫目，科里看着这些建筑物说：“这座城市正在成长！”我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群山补充道：“它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科里回眸一笑道：“你肯定也看得出来——赌博在这个世界是必不可少的。”
午餐时我们只是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仅仅是为了怀旧，两人走进了山指赌场，结伴在骰子档每人赌了200美元，象征性地搏杀了一番。科里用三年前的那句话自嘲道：“我的右臂已经过了十关！”我也仍像三年前那样让他先掷，一切都没有变，他还是和那晚一样倒运，但是他的素质已完全变了：他赌时心不在焉，可以说已经彻底不喜欢赌，的的确确脱胎换骨了。
我们开车到机场，他陪我在门口等候登机的召唤时，很诚挚地对我说：“碰到麻烦时，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下次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和郭鲁尼伏特一起吃顿饭，他喜欢你。有他这样的人站在你的后面撑腰，对你很有好处。”
我点点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总共三万美元存在赌场金库的现款收据单，把它们交给了科里，并郑重其事地说：“替我保管好它们！”我改变撕毁它们的主意了。
科里数了数这些白色的纸条，一共12张，又看了看款项，问：“你把存钱的收据交给我，这么信得过我？三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必须信任某个人，我亲眼目睹你在两袖清风时拒绝拿佐顿结的两万美元。”我回答他。
“那只是在你的影响下我才这么干的，”科里恳切地说，“好吧，我替你保管着它们，当你缺钱花的时候，就来向我借钱好了，这些收据权当债券吧，这样你就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了。”
“谢谢你，科里！谢谢你为我安排房间，请我吃饭并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困境！”我知道自己对他的友好情感发自内心深处。他是我仅有的几个知己中的一个，然而在我登机前他和我道别又拥抱我时，我对这种举止仍然觉得有点不自然。
飞机呼啸着迅速离开西方时区的落日，瞬间就投入了黑暗的东方时区的怀抱。我靠在机椅背上，回味着科里对我的深情厚意。说真的，我们之间互相了解甚少，友谊能达到如今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的知心朋友都很有限之故吧，再有就是彼此都在分担着对佐顿的失败和死亡的忧郁。
我从机场打电话给维丽，想告诉她我提早一天回来了，但是家里没人接电话。我不想把电话拨到她父母家去，于是就坐出租车回布朗斯。维丽的确还没回来，那种每当她带着孩子们回她那在长岛的娘家时，我都要嫉妒一番的情绪又重新涌上了心头。放下行李后转念一想，又感到何必强求她连星期天都闷在公寓里呢。她完全有权跟她那乐天派的爱尔兰家族以及亲朋好友们一块儿度礼拜的啊，何况孩子们还可以在空气清新的草地上玩耍呢！
我决定不先上床，等待她回家，她应该很快就回来。在这段空闲的时间里，我打电话给阿迪。他妻子接电话说阿迪因为身体不舒服已上床了，我叫她别惊醒他，反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倒是有点担心阿迪的病情，她说他只是近来工作太辛苦，觉得很疲倦，没有什么大碍，连医生都不必去看。我告诉她第二天我再打电话到阿迪的工作单位去找他，然后就放下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期。我在期待着自己的房子很快建成，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心里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愉悦。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不必再依赖社会和他人，因为这标志着我能够自立。
这份喜悦的感情还可能出自于我对自己正在居住的政府公屋的日益不满——多年前，有着良好社会品德的黑人和白人获准搬进了廉价公屋，他们到了自己的收入超过住公屋的标准后，就自觉地搬了出去。等他们陆陆续续搬走之后，一批批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状况不好的黑人和白人便住进了这些空出来的公屋。这些后来者则很可能在此地长久地住下去，因为他们尽是些吸毒者、酒鬼、业余拉皮条的、小偷小摸以及由于一时冲动而沦落的强xx犯。
在这些新房客进住以前，公屋的警察就曾经进行过战略上的撤退。新住进来的孩子们野得出奇，他们随心所欲地弄坏电梯，打碎大堂的玻璃，而这些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毁坏的公物就一直没有人再来修理装配过。我下班回家时往往看见大堂过道上有不少空酒瓶，一些烂醉如泥的汉子瘫倒在大楼外面的凳子上。有好几次那些狂野喧哗胡闹的派对还招来了市警察署的正规部队。有一次，一个十岁的黑人女孩子被人强xx后又被从公屋的房顶上扔了下去，活活给摔死，现场惨不忍睹。维丽坚持每天在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到车站去接他们，她经常问我是否应该暂时搬到她父亲的家去住，直到我们自己的房子建好再搬过去。我没有同意她的建议，理由是我们应该靠自己渡过难关，只要咬紧牙关，就能守到云开月明！我知道维丽害怕黑人又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她所受到的教育使她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相信平等的人，如今她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畏惧所有新近住进来的黑人这样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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