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忧虑，那就是我也许会去坐牢，这可就要取决于我今天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表现了。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就心情欠佳。维丽亲自送孩子们到学校去并准备留在那里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可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他们比我先离开家。我自己煮了咖啡，一边喝一边仔细考虑应该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一切。
我必须否认任何指控，科里已经向我保证他们绝对追查不到我所收的贿款。只有一件事使我犹豫，我必须填一张有关个人财产的问卷，其中有一道问题是问我有没有私人住宅，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冒险，因为我在长岛的住所已交了首期付款，是一笔定金，可是这所房子的余款尚未还清，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私人住宅，于是我填上的答案是“没有”，也不提已交定金的事。令我久久举棋不定的原因是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是否已发现了我买房子这件事，我猜测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
我边喝咖啡边设想，假如陪审团问我是否已付定金购买了一栋房子，我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接下去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在问卷里填写清楚，我必须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还有，假如万一弗兰克垮下来，并认了罪，招供有关我们是合伙人和交易的情况等等，我该说些什么？我已下定决心对此事要讲假话，这样弗兰克的供词就对我不利。他总是一个人单独处理这种交易，没有人能够为他作证。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弗兰克不在办公室里，他的顾客企图收买我，让我转交一个信封给他，我拒绝了。在这件事上我真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向联邦调查局写匿名信控告弗兰克，导致这场全面调查的人当中的一个。那次对我来说拒绝接受贿赂纯属偶然，是因为我从心里讨厌那个一副猬琐相的家伙。这样，他出庭作证时应该指出我是拒绝收贿款的，这一点对我有利。
弗兰克真的会认罪和把我抛给大陪审团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出来作证指控他的顶头上司，例如少校或者上校等人，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牵涉在内。另外，我觉得弗兰克这个人一向够义气，他决不会因为自已被抓而出卖我。还有，他的处境危险，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在政府部门中的工作、养老金以及他在预备役的军衔和养老金，他只有硬着头皮顶到底，拒不认罪才行。
最令我忧心忡忡的就是保尔-汉姆希了。我是尽了全力来帮这个小伙子的，他父亲曾许诺会使我的余生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在帮助保尔渡过难关之后，汉姆希就断绝了和我的联系，甚至连一双长统袜也没送过。我曾期待过他会再送一大堆礼品，或者送几千美元，但除了刚开始使维丽大惊小怪的那几箱衣服外，就再也没有下文。我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去索取任何东西，那几箱衣服毕竟也值几千块钱嘛。他们虽说没能“使我的余生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于被骗从来都采取无所谓的姿态。
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后不久，有传说提到保尔-汉姆希逃过征兵关，他在接到入伍通知书后仍然参加了预备役部队。我知道兵役委员会发出取消他入伍通知的信已从我们单位的档案室里被抽调到更高的司令部去了，也估计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和兵役委员会的职员交谈过，他也已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他们。这个理由还是讲得通的，并不牵涉到违法行为，只不过是行政上的天天都会发生的小把戏而已。但是有传说保尔-汉姆希在联邦调查局的追问下屈服了，向他们坦白了我曾收受过他朋友们的贿款。
我离家后开车经过我儿子的学校，学校里有个巨大的水泥地篮球场，四周用高高的金属网围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远远看见毕业典礼正在露天的大球场里进行，于是把车泊好，站在篱笆外面，紧挨着金属网往里望。
只见一大群13-14岁的男女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穿戴整洁，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正带着兴奋和稚气的自豪参加毕业典礼，准备步入人生的成熟旅程。
已经为孩子们的父母搭好了看台，还为显要人物搭起了一个很大的木制讲坛，上面坐着校长和该区的一名政客，以及一位头发灰白的戴着蓝色外国帽子、身穿20年代军服的退伍老兵。一面美国国旗在讲坛上飘扬。我听见校长说由于时间不够，不能一一颁发毕业证书了，只能在宣读到某一个班的时候，该班的全体同学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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