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陪审团根本不像电影描写的那样，有许多人似乎是坐在一排排的折叠椅上，而不是坐在包厢或其他形式的地方。地区律师站在桌旁，桌上放着几捆供他查阅的文件。有几位速记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一部打字机。指定我坐的那张椅子是放在高出地板的平台上的，以便陪审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我的自我感觉是仿佛成了在赌场纸牌档上的云梯警卫员。
地区律师是个穿着守旧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天蓝色领带的年轻人，他的黑发浓密，肤色白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向我提问，这纯粹是为了表明他是在做例行公事，把信息记录下来，不想造成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的后果。
他就站在桌旁，连向我发问时也没有走近我。他首先问清我的姓名及职务，接着再问：
“墨林先生，你曾否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人索取过钱财？”
“没有！”我回答他。我在回答问题时，始终正视着他以及陪审团成员的眼睛，脸上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我很想发笑，何况此时的我完全处于亢奋状态。
地区律师继续问道：“你曾否接受过任何人为了达到参加预备役部队的目的而向你赠送的任何钱财？”
“没有！”我回答道。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人收过行贿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送的贿赂款？”
“不知道！”我答时仍然看着他及那些由于坐在小折叠椅上而感到难受的人。这个大厅处在大楼内部的深处，照明设备极差，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上司或其他人施加自己的特别影响，以达到让某个不在名单上的人参加你管辖范围的预备役部队？”
我早就估计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曾考虑过是否应该供出国会议员为钢铁大王后裔亲自前来施加影响以及少校出面说情的事，考虑过是否揭发预备役军营的官员要求把自己亲友的名字提前安插到名单上的事——也许这样做可以吓退那些调查人员，或者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那些高官身上。经过再三考虑，我意识到联邦调查局不厌其烦地调查此事，就是为了揭露出高层人物，如果真的牵涉及高层，调查还会加紧进行。还有，如果涉及到国会议员，整个事件将受到报刊的更多关注，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事封锁在记忆之中。如果我被定罪和受到审判，我的律师可以利用出现在这些事件中的那些达官贵人，于是我的回答仍和刚才一样：“不知道！”
地区律师推开他的文件，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走了。”我站起来离开高台走出了大陪审厅。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为什么那么充满希望，那么兴高采烈了。我的确是一名魔术师，这么些年来，当人人都心安理得、无忧无虑地收受贿赂时，我已预计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还预计到要回答这些问题，要上这种法庭，要受联邦调查局以及阴森森的监狱的威胁。我采取措施提防着这一切，所以把钱转移到科里那儿去，而且平时谨小慎微，在和那些人做违法交易时不树敌，从不主动地索取一定数量的钱财，明知道一些顾客在欺骗我，我也从不去追究，甚至连亲口答应让我的余生过上好日子的汉姆希先生装聋扮哑地食言时，我也没有去计较。这次他能做到让儿子不出庭作证就足以让我高兴。也许是他给儿子的压力而不是科里改变了我的命运？事后我更深入了解，才知道全靠科里帮我摆脱困境。不管怎么说，尽管我需要一些帮助，我仍然是个魔术师，一切都按照我预言的那样发生了，我真为自己感到得意。我不在乎，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的狡猾的骗子。
科里下了飞机，坐出租汽车到曼哈顿一家著名的银行去。他看看手表，时间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郭鲁尼伏特此时可能正在和科里送款去的那家银行的副总裁打电话。
一切均按照计划进行：科里被引进副总裁的办公室，关门并上锁后，他把公文箱交给了副总裁。
副总裁用钥匙打开箱子，当着科里的面清点那100万美元。然后开了一张银行存款的条子，签上名交给科里。他们握手后，科里就离开了。他在离开银行一条街区的地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已经贴了邮票的信封，把存单塞进信封封好口后投进街口的邮筒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副总裁又是如何掩盖这笔存款以及谁来取这笔存款，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弄个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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